茫茫大漠的朔风，带着它亘古不变的旋律，吹过我的两千年，见证我从繁华到落寞再到新生。
我叫敦煌，古称沙州，家在中国甘肃。“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这是史书对我名字的解释。
我曾占据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向东是中原腹地，向西联结西域，成为“文明交流借鉴的典范”；我拥有中国最早的“海关”，“张骞严选”从此进入我们的餐桌；我还有被历代工匠接力雕琢千年，绘满精美壁画的数百洞窟。那时，我是骄傲的，同为丝绸之路上的古老文明，楼兰古国早已在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而我却能延续千年历史从未中断。
我见证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无数的历史变迁中的兴衰荣辱，当朔风与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我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我也开始渐渐衰落。
日升月落，斧凿声声。裹挟一川碎石，随风纷飞。黑暗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家园。强盗们肆无忌惮地闯入莫高窟的洞窟，肆意剥下层层壁画，卷走累累金经。石窟壁画，卧佛飞天，淹没在大漠的滚滚黄沙之下，湮没在遥坠的破碎山河中。我绝望，却只能如同一个无助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摧毁。
就在这千年文明继绝存亡之际，有那么一群人命运般地邂逅了无限风华却无比脆弱的我。
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一本《敦煌图录》闯入常书鸿先生的视野。书中有含笑的佛像，精美的壁画，只一眼，便千年。1942年秋，常书鸿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踏上了漫长而曲折的敦煌之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我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无人力，少经费，他便自制脚手架，从断壁残垣爬进洞窟。洞中幽暗，他便一手执灯，一手握笔，一照一摹。
两场敦煌画展，让段文杰先生对我一见倾心。当他终于来到时，顾不上整理和休息，便直接向洞窟走去，他急切地想要看洞内的古代艺术作品。被绚丽精美的作品深深打动的他，下定决心，长期留下来。在这里，段文杰先生用他扎实过硬的绘画功底和丰富学识，不断寻找优秀的临摹技艺。终其一生，段文杰先生一共临摹洞窟壁画380多幅，创下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第一的佳绩。
在那个“服从分配，报效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年代，北大考古学毕业的樊锦诗女士被分配到敦煌，来到了我的身边。她排除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干扰，带领莫高窟的众人使用考古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考古分期排年。在游客数量直线上升、敦煌保护产生危机时，她带领团队创新保护方法，成为数字敦煌的拓荒者。她扎根大漠六十年，潜心石窟研究，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岁月画卷，人影幢幢。一群群人，一代代人，源源不断地来到我的身边，我是欣喜的。他们扎根戈壁，改变陨落之注定，在干涩的土地上重现飞天，绽出恢宏的史诗！
又一阵风拂过，在这茫茫大漠的风中，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呼吸，感到岁月的流转。风，见证了我的两千年，也将继续见证着未来的辉煌。今天，我们在九层塔下听风铃轻响。我是敦煌，敦煌是希望的，敦煌是幸福的……
我的述说，你，在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