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买了一块宝石花牌手表! 在小村子里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鲜事儿。
那是二十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天津的二伯设法弄到两张票，给他自己和我父亲每人买了一块宝石花牌手表。锃亮的圆圆的玻璃表盘上，在12点标志的正下方，一朵盛开的五片花瓣儿的“宝石花” 熠熠生辉。配上不锈钢表链儿，戴在手上，随着手腕的晃动，一闪一闪的，走到哪都能吸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
父亲对这块手表的喜欢程度，用爱不释手来形容都远不及十之一二。每次干活儿或者洗脸前，他都要把表从手腕上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高桌上的钟罩子顶上。生怕溅上一滴水，或者震着它。父亲每天不知道多少次有意无意地抬起手腕看看表，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故意把表戴在袖口外边。方便自己看时间，也方便让别人看见那朵漂亮的“宝石花”……
每当晚上睡觉前，父亲必须摘下心爱的手表，将小按钮朝上放在老地方。一次他睡醒一觉了，发现钟罩上的手表，上弦的小按钮朝下放着，立刻从热被窝儿里起身下地，将手表拿起，小心翼翼地将按钮朝上放好后，再回炕上继续睡觉。
父亲对我的学习特别重视，每逢期中、期末考试，只要我跟他说一声儿，他就会将他心爱的“宝石花”留给我用一天。
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生活条件还很落后，家家户户的生活仍然艰难。生产队属于半开放状态，父亲宁愿每天给队里交上一块八毛钱，也要坚持自己去外面闯荡。他去东北倒老瓷、倒金葫芦烟、去山东德州乘找寻失散多年的堂姐之机倒大葱、去衡水倒芝麻、去天津卖香油，还倒过废塑料袋儿，尝试过许多种生意，也挣了些钱。虽然后来跟村上几个人合伙儿倒腾毛驴，将原来的存款赔了个精光。但跟村子里绝大多数纯粹靠土里刨食儿的庄稼主儿比，也强了一些。
谁也猜不到，在那几年里，父亲的手表还有一个新的使命——相亲！
那时候村里的姑娘，彩礼时兴要“三转一响”，“三转”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则是收音机。“三转一响”，成了村民们的奋斗目标！
相亲，是年轻人的头等大事，必须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女方，借家具的、借自行车的、借缝纫机的、借收音机的、借衣裳的、甚至连借帽子的都有，只要是能拿得出手去的，就想方设法向女方展示自己家的实力！
村里跟父亲关系好的关系一般的，只要是相亲用，父亲二话不说，立刻从手腕上将心爱的“宝石花”摘下来，交到人家手上。有时候母亲看到了，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上一句：“你这块表哪是‘宝石花’牌儿的，简直成了‘小寇店’牌的了！不定哪天儿，让人家把你这块‘宝石花’玩儿飞了呢！”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人家张开嘴了，不给借就把人得罪了。如果因为这再打了光棍儿，那可就麻烦大啦！话又说回来了，花钱置了家什是用来为人的，要是因为花了钱还得罪人。那我宁可不要买！”
二丑、双银、麦秋、满囤儿......记不清多少村里的帅小伙儿，带着父亲的“宝石花”相过亲！手腕上戴上父亲的锃光瓦亮的新手表，小伙子立刻精神倍增，信心满满地、高高兴兴地去相亲。也许是父亲的手表给小伙子增添了魅力，也许是小伙子自己本身的魅力！相亲成功，结婚次日，虽然发现新郎官儿手表没有了，倒也没有听到谁家新媳妇抱怨，或者不依不饶的！
这一天大清早儿，东头儿大奶奶家的力增伯伯(他跟我父亲是一祖之曾孙）骑着从村长王治民家借来的崭新的飞鸽自行车，一进院门儿就大声喊：“三哥，把手表借我戴一天！”父亲答应着，立刻从钟罩子上拿了手表递到力增伯伯手上。母亲上下打量着力增伯伯，半开玩笑半试探地问道：“穿这么新的衣裳，相对象去？”力增伯伯高兴地点点头。“谁给你说的媒？闺女是哪村的？”母亲追问着，力增伯伯诚恳地回答道：“韩磨我三姐夫给说的，是三姐他们一个村子的！”
当天晚饭后，我在东头儿大奶奶家跟小老姑玩儿，力增伯伯兴冲冲地从韩磨听信儿回来了，跟大奶奶小声嘀咕了好一阵子，只见大奶奶进屋来，从炕上的大衣箱里，端出小木匣子，拉开盖子，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摞纸币，数了两遍，正好100元，交到力增伯伯手上。力增伯伯看了我一眼，飞快地跑出门去。我心里嘀咕着：“嘚，父亲的‘宝石花’，八成儿真要飞了？”
我回到家里，砖垒的炕沿儿上多了一沓钱票儿，父亲闷闷不乐，怅然若失！
当晚，父亲在炕上辗转反侧，心疼得一夜没怎么睡觉。次日一大清早儿，他就给天津二伯写信：“二哥，我的手表昨天借给力增戴着去相亲，女方问他腕子上戴的手表是自己的吗？力增小声儿回答说，‘是！’于是手表让力增原价买走了，你再帮我买一块吧！”父亲在信封里装上那一百元钱。
没过几天，二伯回信并退回一百元钱。信上说“宝石花”手表涨价了不少，得一百四十块钱一块儿。现在买一来价格不合适，二来也不好弄到票。等以后有机会再买！
那一百块钱没有多久不知不觉地就抻拉没了。从那以后，每当期中期末考试，母亲就找力增伯伯借来那块“宝石花”， 让我用一天。人们再有相亲需要的，便去找力增伯伯借手表。
而我的父亲呢，始终由于日子紧巴，入不敷出，再也没有机会戴上那块儿心仪的“宝石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