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县城东边一个小村庄“南杜卜”，主要是姓张和姓史的几十户人家，隶属于东边四里地之外的一个大村子同常店。我们村子叫“杜卜”，是因为当时村北有一个沙土岗，岗子上长满了杜梨儿树。我们土话就叫“杜树卜子”。我们村叫“南杜卜”，是因为在我们村西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个村子叫“北杜卜”，属于彭家庄乡杨家庄村。
我们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因为孩子少，一直都没有小学。
村子里，爷爷那一代人出生于解放前，都没有上过学。爷爷年轻时通过在家做饭积累经验，还有红白喜事给别人家帮忙，留心观察，虚心请教，掌握了有口皆碑的烹饪技术，被招进乡里当了一辈子厨师。可以说，爷爷是靠自学掌握了一门谋生的手艺。
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父亲那一代人，有了上学的意识，但是父亲小时候只到大村上了几天学，因为吃不饱实在饿得走不动，就跟同龄的孩子们一样，也不去上学了，吃了饭就和小伙伴们蹲在墙跟儿玩儿，保存体力。爷爷为此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踢了他两脚。无奈父亲还是辍学了，再大点就去地里干活儿，十几岁后开始跟着抡小铁锨修村外的公路。一开始一个月就挣几块“磨鞋底钱”。
幸运的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以后，母亲上过几年学，就开始教父亲识字。父亲也很聪明、用功，见到什么字，用到什么字，都会去学。日积月累，父亲就有了一定的读写能力。正是因为有这点文化，还有踏实肯干，工作能力强，父亲一步一步从一个抡着小铁掀修路的普通工人，慢慢成长为养护道班的班长、县公路站的副站长，一直到退休。可以说，父亲得益于有文化，从农村他那一辈人当中走了出来；但也因为受限于文化水平不高，事业的发展还是有限的。父母深深地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对我们姐弟的教育很重视，总是鼓励我们好好学习，说我们上到什么程度，就供到什么程度。
耳闻目睹，这一切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我依然记着当年父亲吸着烟熬夜写发言稿时，还问过我某些字怎么写。当时我为既能帮到父亲暗暗高兴，又挺心疼、佩服父亲的。所以我从小就爱学习，成绩也好。
我上小学时依然需要单程步行四里地到大村，一天跑两趟。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家里很重视教育，但是除了课本是没有课外读物的。好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家里给订着《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我就经常惦记着很客气地从她那儿借来看。现在想来，真的特别感激，这是我最早的很重要的文学启蒙。我才知道除了语文书上那些课文，还有那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诗歌和图画。
那时候人们封挂面都是用旧报纸，那上面的文字我也会看。还有农村土炕上的墙围子也有用旧报纸糊的，无论在谁家看到，我也会看有没有有趣的内容。不管那文字是正着的、躺着的还是倒着的，我都会扭着脖子歪着头，努力地去看。当然那些内容经常是不完整的。尤其是故事性的，如果没有结尾，那种深深的遗憾，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特别热爱阅读的孩子。我下边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自己觉得也算一个懂事的孩子吧！除了交学费、买课本和必要的文具，从来没想过再给家里要零花钱去买课外书，何况绝大多数同学也都没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家里条件好了。我考上了县一中，初高中六年连读，也有零花钱买课外书。经过不懈努力我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因为上的是师范类专业，每个月还有几十块钱补助，对家庭来说就没有任何压力。
现在，我们的小村子旁边就有小学，孩子们可以就近上学，也可以到别处上，家长开车接送。人们的生活条件已经今非昔比，孩子们接受教育方便多了。这就是几十年国家快速发展带来的民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