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和朋友小聚，谈及宋朝历史，突然有人发问：“天地间什么最大？”
几个伙伴顿时来了兴趣，叽叽喳喳，闹过不休。有人笑称这问题不符合《广告法》：“怎么动辄说最呢，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最呢！”
是的，如果问的是物体，宇宙里的那些星团黑洞，大得让人类只能猜想；如果问的是生物，蓝鲸是海洋里的巨无霸；如果问的是建筑，那么高度达828米的哈利法塔（迪拜塔）绝对是王者。
一番闹腾之后，朋友悠悠说出他的答案：道理最大。
话一出口，房间顿时安静下来。一桌人没有想到是这个答案，这个结论如此出乎意料而又如此触动人心。
回头读书，才发现朋友所问竟然来自一段史料。话说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问宰相赵普：“你说，这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当即就蒙了，想了半天，不敢回答。太祖又追问：“你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大？”传言依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自然也非等闲之辈，逼急了，说出一个答案。他说，“普天之下，道理最大。”太祖一听，拍手叫好！
不知道君臣二人赞同的这个“道理”到底是指什么内涵，但这一充满哲学的总结和认同确实难人寻味。天大吗？大。地大吗？大。但在看得见的视野里，还是有探寻的可能。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道和理才是那个我们必须共同认可和遵循的东西，它是最大、最高、最强，也是最柔、最暖、最亲的存在。
韩鹏飞教授讲《道德经》，他用开车做比喻，把“道可道”道了出来。在他眼里，道首先是指方向和目标，其次是指规则和境界，第三是指边界和底线。想想也是，如果开车没有方向，自然是南辕北辙，如果没有统一规则，就会乱成一团，如果越过边界，必定掉进深沟。所以“道”一定包含方向、目标、规则、境界、边界、底线，这就是它应有的内涵。
千年前的宋太祖可能没有思考得那么深透，但看得出他对“道理”充满敬畏。作为开国国君，纵然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但他依然认为天下道理最大，而不是武力最大。
宋史有趣。大宋朝的皇帝形形色色，有“百事不会，只会当官家的”宋仁宗，也有“诸事皆能，独不能当官家的”宋徽宗。但有一个共性，他们身上的戾气都不重。他们身为皇帝，手里握有最大的暴力机器，但在具体施政中，对暴力则是能不用就不用。他们意识到权力的运用应基于公正与合理，而非仅凭个人的喜怒好恶或一时冲动。
特别是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很多故事让人感叹，他对大臣的宽容和仁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包拯，屡屡犯颜直谏，激动时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要知道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对忤逆自己的大臣大动肝火，甚至以杀戮来震慑朝臣，但赵祯却几乎从没这样做过。回过头想想，这样的宽容，是因仁宗懦弱还是宅心仁厚？个中真相，是不是因包拯说的是事实和道理？这个不言而喻。
有太多史料显示，仁宗除了对待臣民宽容大度，也重视法制，强调司法公正，力求每一桩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审判，让百姓心服口服。
这种重视道理、尊重法律的治国理念，薪火相传，不仅促进了大宋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也使大宋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在古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世史学家评价宋朝时，往往将其称为“文治巅峰”的时代，这无疑是对宋朝帝王坚持“道理最大”原则的最好注解。
说起道理，难免会想起老子的思想。在《道德经》里，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说真正的大德，不是指“仁义礼智信”这样的道德评价。看一个人是否有德，要看这个人在人生际遇之中，时时不违背大道造化的规律，这才是“德”的唯一评判标准。
想来有趣，孔子也说君子的美德之一是“从道不从君，忧道不忧贫”。想不到中国古代的两大圣贤，对道的认知和实践是如此的高度统一。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心中最大的“道理”，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而留下一段段精彩绝伦的佳话。
有一天夜里，有几个艺术家在嘉陵江畔挥毫泼墨，我鼓起勇气向他们求一幅墨宝：惟道是从。我说自己做不到上善如水，但希望能够惟道是从。有一个艺术家慷慨地挥毫泼墨写下四个大字，从此这幅墨宝，一直挂在我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