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所以爱买书。上技校后，每月有了十八元八角的助学金，除了交家十元钱外，剩下的就是给自己买书。
那时候，一本装帧精良的好书还不到一元钱。改革开放后，图书市场逐渐繁荣，一些名人名著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到了大大小小的柜台上。学校在县城边儿上，离家很近，却离县城里的新华书店较远。每到星期天，我就借辆自行车到新华书店买书。有一段时间，我就爱读鲁迅的书。只要书店有鲁迅的，我一定要买下来。看完了就再去书店寻找，要是有他的书就当即买下；要是没来，就退而求其次买本其他作家的作品看，反正不能空手而归。可这样也不解渴啊！学校没有图书馆，那间阅览室只有枯燥的报纸和正襟危坐的理论期刊。班主任知道我爱读书，就建议我去县城图书馆借阅。我连忙在学校开了张证明，跑到县图书馆办了一张借阅证，这才暂时满足了读书的欲望。
“书非借不能读也。”我对这话算是理解到家了。图书馆规定，一张借书证只能借一本，而且要一周内还书。时间没问题，可还是感觉不过瘾。我看书喜欢一鼓作气，绝不拖泥带水。记得有一部小说叫《福尔摩斯探案集》，上下册共两本，放在一起很厚。可自己两天就看完了。学校离图书馆足足有八里多，一周去一次就不错了。每周一本的读书量已难以满足自己的阅读量，怎么办？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几天后，我最终以同学的名义又办了一张借阅证。当然，办理借阅证的费用是我自己花的。两张借阅证，加上时不时地买几本新书，总算满足了我的阅读需求。这样下来，当走上工作岗位时，我已经读了不少名人名著，也买了不下百余册图书。
在林场中学当语文教师时，从课外书获得的知识发挥了作用。每每讲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社戏》《故乡》《孔乙己》等课文时，自己总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班级的语文成绩也一直很优异。胸中有，才能为讲解提供源泉。我不赞同“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的说法。茶壶里真要是有饺子，不需要倒，拿筷子从口里往外夹就是了。在从教的两年多时间里，自己一面当老师一面当学生，通过阅读，硬是把汉语言专业的课程全部学了下来，这也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县里办文学社，经常要举办一些创作评奖活动。但每次买奖品时，我都极力主张买书，我觉得用书做奖品，可以激励大家更加热爱书、爱读书、读好书。什么文学类的、什么社会类的，反正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几年，自己因为创作，也得到了几本钟爱的奖品。记得有一本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词典》（古代卷），买的时候很贵，一本十二元。文学社一共买了十二本。我主张给大家做前三等奖的奖品。可发奖后，一位获奖的文友不想要，找我商量能否换一套床单之类。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自己花钱买了一套床单给他，又给他补了两元差价。而这套书，自己则坦然地留了下来。母亲知道后开始磨叨：“你喜欢书，就以为人家也喜欢？”“书架上那么多书，还能当饭吃？”我哭笑不得，书依旧是照买不误。
1991年，县城遭遇罕见大水。我家住一楼，大水入室不可阻挡。至今想起这事，我都懊悔不已。其实，在水来之前，已经接到通知，让一楼住户将财产转移。可因自己心存侥幸过于乐观，只将家里的贵重财物和书籍摆放到家具上面。这就埋下了苦果。大水后，我慌忙跑回家，一看就傻了。家具早已倒下，所有财物包括自己那积攒了近八年的百十来册图书都浸泡在水中，很无辜也很无助。母亲边打捞财物边埋怨我，我呢，则噘着嘴哭丧着脸从水中往外捞书。书晾到了仓房顶上，随着阳光的暴晒，都成了板砖，很难再一页页自如翻看。母亲见我在发呆，就大声训斥道：“真是没正事儿，一天到晚就知道搜罗书，这回看你还买不买书了！”我这个委屈啊，想争辩不敢，想诉苦又没人理解。情急之下，一屁股坐到仓房顶上号啕大哭。
母亲又喊：“都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为了书还哭上了，有啥出息？”我真的没啥出息，我心里就知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