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和平
关于文安置县时间问题，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始于西汉初年。百度百科“文安县”词条中称，“西汉高祖五年（前202），置文安县，取崇尚文礼、治国安邦之义名之。”2017年版《文安县志》（1986—2008）在“文安县建置沿革”一节也说“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始置文安县，县治位于今大柳河东侧（遗址犹存）。”
这些表述主要是基于《汉书·地理志》“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属幽州……县二十六：……文安……”的正史记载。但是，仔细品读《汉书》的这段记述，仅说明汉高帝时置有文安县，而并无始置之意，且对汉之前的建置情况只字未提，这充分体现了古人修史的严谨性，在对汉以前史料不掌握的情况下，没有盲目臆断，而是保留了余地。而且，在民国版《文安县志》“卷之一·方舆志”中，有在秦代置有文安县，属上谷郡的记述，但由于缺乏史料支撑和实物佐证，这一记述并没有得到后世响应，甚至被忽略。
近年来，随着战国和秦汉玺印实物资料不断出现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文安的置县时间问题可能要重新认识。
“文安”置县年代可推至战国时期
庄新兴编著的《战国玺印分域编》之燕国玺印篇目收录了一方印文为“文安都司徒”的白文官印，此印在晚清金石学家陈介祺（1813—1884年）著录的《陈簠斋手拓古印集》（光绪辛巳年即公元1881年印行）中就已出现，面世至少已经一百多年的时间，但一直在篆刻艺术领域传播，其反映出的历史地理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由于该印为典型的燕系玺印，根据燕国的疆域范围分析，印文中的“文安”即现在的文安县无疑。可见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文安”作为地名就已经出现。此印中的“都”非指首都，而是指有城郭的大邑，也是燕国县一级的行政单位。
郡县制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萌芽。《左传》记载，公元前690年前后，当楚武王、楚文王灭了权、申、息等小国后，便开始置县。郡的出现比县晚一些，《国语·晋语》中记载，到秦穆公时（约公元前659—620年）秦国才开始有郡。至战国时期郡县制得到了发展，各国普遍设置了郡县，但名称不尽相同。比如齐国，始终没有设郡，而是设了“五都”（分别是国都临淄、平陆、阿、即墨和莒），其性质基本与其他国的郡相同。
而战国时期的燕国，其地方行政组织也实行的是郡县制。史籍中有多处记载燕国既有郡县的史料：
其一，《战国策·秦策五》说“赵攻燕，得上谷（郡）三十六县，与秦什一”，这说明燕国既有郡，也有县。
其二，《史记·匈奴列传》载，燕昭王时，燕将秦开袭破东胡，北筑长城，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
其三，《史记·乐毅列传》载，燕昭王命乐毅伐齐，“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
其四，《战国策·赵策四》载，赵人赵奢“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所谓上谷守，就是上谷郡的郡守，为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上述史料说明战国时期燕国实行的是郡县制，而且行政建置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但是，从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燕国的县级行政区划名称不叫“县”，而是叫作“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燕国实行的是郡都制，其形式与郡县制无异，只是叫法不同。
以“文安都司徒”印中的“都”字为例，这个“都”既不同于燕上都、燕下都中的“都”代表国都的意思，也不同于《资治通鉴》中“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中的“都”，因为前文已经说过，齐国的“都”相当于郡。“文安都司徒”印中的“都”，是燕国对基层建置的一种特殊称谓，就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单位。从现在发现的燕国玺印来看，除了这方“文安都司徒”外，还有涿都司徒、方城都司徒、泃城都丞等同类官印。另外，出土的燕国陶器上的陶文和青铜器上的铭文中地名后也多有“都”字。因此，可以确定战国时期燕国已经设置了“都”这样的县级行政单位。
“司徒”是古代一种官职，《周礼·地官叙官》中称“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所谓（一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之司徒”（《尚书大传》），即“司徒”是主管教化的文官，与执掌军政和军赋的“司马”分工不同，但级别相近。
通过对这方燕国古玺的综合分析得出，在战国时期的燕国就已经有“文安都”的设置，文安的县级建制史可上推至战国时期。
秦代置有文安县
无独有偶，除燕系“文安都司徒”印外，刘瑞编著的《秦封泥集存》中编“地方职官”一节巨鹿郡栏下收录了一方印文为“文安丞印”的封泥印蜕，“丞”即县丞，是秦代郡县制下县级官职的一种，级别仅次于县令。文安丞印就是文安县丞的官印，而封泥是一种把官印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简牍封缄的凭证，是官方对公文或重要公物的一种加密措施，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有此印封泥的出现，说明秦朝时已经有“文安县”的设置。
秦“文安丞印”封泥最早见于2015年杨广泰所著《新出陶文封泥选编》，该书公布了作者收藏的战国封泥3种、秦封泥246种、汉封泥228种、新莽封泥93种。既然名之为“新出”，则“文安丞印”封泥的面世应该与出版的时间相隔不长，所以对该资料的研究运用尚不多见。2018年，秦“文安丞印”封泥被收入任红雨编著的《中国封泥大系》（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2020年，刘瑞编著的《秦封泥集存》再次将该印录入。三部著述虽然没有公布秦“文安丞印”封泥的原始出处，但三位作者都是封泥研究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对其年代判断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毋庸置疑。
秦“文安丞印”封泥是目前秦代置有文安县的唯一实物证据，虽然对此没有史料上的记述，但按照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分析，秦代置有文安县应确凿无疑。
综上可以得出，战国时燕国所置的文安都，秦所置文安县，与西汉初年所置的文安县一脉相承，文安的建置史会因这两方古玺印的出现而改写。
广陵城应为文安在战国和秦时的治所
“文安都司徒”和“文安丞印”两方古玺印把文安置县的历史由西汉初年上推到了战国时期，那么战国和秦时文安的治所是哪里呢？
民国版《文安县志》载，文安县在西汉初年时的治所在今县城东北约18公里的大柳河镇东南。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云：“隋大业七年征辽，途经淤河口，当三河合流之处，割文安、平舒二邑户，于河口置丰利县。隋末乱离，百姓南移，就是城。唐贞观元年，以丰利、文安二县相逼，遂废文安城，仍移文安名，就丰利城置文安县，即今理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隋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北上征辽，在三河合流的地方，划出文安、平舒（今大城县）一部分地方增设丰利县，到唐贞观元年（627年），因为文安和丰利两个县治的距离过近，于是废丰利县，但把文安的治所迁至于原丰利城，也就是今文安县城。
这意味着，大柳河的城址至少从西汉初年到唐贞观元年做了800余年的文安治所。那么西汉以前的文安治所是不是也是这里呢？如果从战国时期燕国设置的文安都开始就以这里为治所，其时间跨度就超过了千年，从这一地域的地理条件和其他城池的兴废情况看，这是很难做到的。通过对现代考古发掘成果和其他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广陵城应为文安在战国和秦时的治所。
广陵城遗址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文安县苏桥镇广陵城村北50米。广陵城村就是由于邻近这一古城垣遗址而得名。民国版《文安县志》载：“广陵城，在城北十七里。《广舆记》曰：‘宋积粟之所’今故址犹存。”民间也有传说，广陵城是杨六郎抗辽时期储存粮草之地。2020年7月至11月，为配合京德高速公路建设，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廊坊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文安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队对广陵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这次发掘的一个重大成果是修正了以往广陵城城址年代为宋代的观点，初步确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这一年代跨度恰与战国时期燕国文安都和秦代文安县的时代相符，而且在此时间段内，文安域内再无其他行政设置，同时至今也没有发现再有同一时期的古城遗存。因此广陵城遗址可能就是燕国文安都和秦代文安县的治所。
综上，文安作为千年古县，从战国到秦汉的建置脉络清晰，出土文物、古遗址与史籍记载相互补充印证，完全可以改变长期以来广为传播的西汉置县说，敬畏历史、正本清源，向世人展示其更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为市政协办公室二级调研员，曾任廊坊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室主任、文史委副主任等职，为《廊坊历史文化村落撷英》等多种文史专集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