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女，我的名字自小与母亲的称谓连在一起。家族里的长辈唤母亲“利的（音“德”）娘”。
母亲被唤作“利的娘”时，族中长辈都还在壮年，母亲还很年轻。我还很小，经常跟在急脾气的母亲身后，追着急匆匆的母亲一路小跑。
提起这些，眼前总是浮现出母亲忙碌的身影。厨房的灯影里，母亲趔趄着身子，曲起一只手臂扯着衣襟，衣襟里兜着弟弟，另一只手臂快速地舀水、揭锅盖、盛饭……忙碌的母亲神色凝重，顾不上理我，我蔫蔫地坐在小板凳上听着蟋蟀歌唱，看着母亲投在门外的影子，像院里的白杨一样挺拔，充满着力量。
等忙碌了一天的母亲回到堂屋时，她长吁一口气，神色缓和下来，拍拍床前那张绛紫色的桌子说：啥时候闺女跟这张桌子一样高，就能帮我干活儿了。
我长到与桌子一样高时，被母亲送进了学校。只能在课余帮母亲一点儿，还总被母亲数落手慢、手笨。不能常常帮母亲干活儿，没有能够达到母亲的期望，使我常常愧疚，也因此害怕母亲。
母亲的能干，在村子里是出名的。母亲一个人能借助架子把潜水泵下到井里，能赶着牛车把庄稼收到家里，能扛起五十斤的粮食踩着七级台阶往返十几趟，能在北方的冬天里光脚踩在泥水里浇地。不识字的母亲能根据身高精确地算出所需布料的数量，能算出家里盖房用的砂石砖瓦的数量，能算出家里卖出去的每一袋粮食的精确收入。母亲会做程序繁杂的中山装，会做样式新颖的布鞋、虎头鞋、兔头帽。农村生活所需的繁杂技艺，母亲样样都会。
那些年，族里长辈站在院子里的杨树下喊“利的娘”，母亲就应声而出。而作为母亲名字前缀的我，在母亲最累最忙碌的几年，一直在读书，不能像别人家的女儿一样帮母亲干活儿，为母亲分担忧愁和苦难。甚至在婚姻的问题上，违拗母亲的意愿，令她不安、烦恼。所以，我在母亲面前一直理亏，不敢大声说话。
母亲抱怨过自己命苦，但从不屈服，她总是坚韧地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父亲患脑梗那年，母亲才44岁。我上高三，小弟弟上小学，母亲却从没有说过让我辍学的话。有时也会长吁短叹，但是太阳升起，就又朝着自己的方向奔去。她一边陪父亲治疗，一边忙着地里的活计，艰难度日，却从没有抱怨过我读书的事。
现在，家里爷爷那辈的人都不在了，再没有人喊母亲“利的娘”。母亲说过，姥爷给她取的名字是“刘春荣”，但是大家都叫她“荣儿”，因此嫁到我们村，大家都只喊母亲“荣儿”。没有听父亲喊过母亲的名字。家人都知道父亲说话时，在前面加上“听见了没有”，就是在招呼母亲。母亲现在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刘荣恩”。
母亲在我工作的单位干过一段时间杂工，同事们面对面时喊“婶儿”。在其它场合提起时则以“芬利妈”代称。那一段时间，母亲的名字与我又连在了一起。
母亲身份证上的名字被频繁提起，始于她68岁那年。那年，母亲住院手术，医生、护士频频喊“刘荣恩”，而我们被统统称为“刘荣恩的家属”。
手术当天，我们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紧紧盯着大屏幕上“刘荣恩”三个字。从早上七点盯到下午两点，母亲的名字后面一直显示“手术中”，直至最后手术窗口喊“刘荣恩的家属”，并告知我们“手术很成功”，我们长吁一口气。
此后，母亲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刘荣恩”的名字也就不断被医生护士确认，被医院各类检查的电子大屏幕提示。
就在不久前，母亲与我因为就医的事儿起了争执，她再次大发雷霆，吓得我不知所措。后来向闺蜜吐槽，闺蜜说，还能与你吵，说明老人身体好。就是，一辈子能干的母亲，只有没有了力气才会没脾气。
上周，带母亲去看病。在母亲躺下接受检查时，医生问：“能躺平吗？”我一时没有明白，医生指了指母亲的背，我看着母亲的驼背，心尖儿打颤：医生哪里知道，母亲也曾经挺拔得像一棵白杨，是长期的劳累，把母亲压成了这般模样。
我没有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但是剥去岁月，仍能想象出母亲年轻时的模样，高个子，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处处透着俊美。熟悉的人都说母亲年轻时很漂亮，特别是大表姐每次都说：我大姑多好看。
儿时的记忆里，母亲每次去姥姥家，都翻箱倒柜地找衣服，与现在的我一样，很爱美。
可是，姥爷的“刘春荣”自从成为“利的娘”，就成了马不停蹄的陀螺。她随着岁月转啊转啊，把自己挺拔的身姿转成了一张弓，把自己的青丝转成了白发，把俊美的脸庞转成了满面褶皱，把自己的“女儿心”转成了抵挡风雨的墙。曾经能轻轻松松地扛起麻袋的母亲，被岁月剥蚀得有时竟然得被儿女背在背上。
近些日子，母亲多次说，比起那些在外“成事”的人，我觉得你还怪能靠得住的呢！这使我稍稍心安。我作为“利的娘”这个称谓的前缀，总算有点儿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