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退休干部，五十年前，在黄土庄公社当通讯员，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七十年代基层干部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那个年代，县乡干部都吃住在生产一线，没有官架子。上级规定，县级干部每年在农村劳动至少要达到100天以上，公社干部劳动在200天以上。所有干部必须甩开膀子、扑下身子，与农村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从春种到秋收，每名干部都没有节假日。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三夏”的龙口夺粮、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汛度汛，再到“三秋”（秋收、秋种、秋藏），冬季的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无论哪个关键节点，哪些劳动场面，都有县、乡两级干部与农村干部群众一起劳动的身影。
20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生产队收麦子都靠人工去割，没有收割机，每到六月中旬麦收季节，都是生产队和县乡干部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天气变化无常，说下雨就下雨。麦子最怕收割完了赶上雨天，割完的麦子要拉到生产队场里等待脱粒。阴雨天割完的麦子三天脱不了粒，就会发霉、发芽，最后磨不了面，只能作饲料喂猪。老百姓辛勤的劳动成果就会白费。所以，“三夏”大忙季节中，小麦收割是重中之重，也叫“龙口夺粮”。
每到麦收季节，县里领导和县直部门都要到各公社和所包的重点村参加收麦，督导生产进度，随时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1976年时任三河县委书记的赵惠臣和县农林局的包片领导，驻在黄土庄公社机关。领导们要骑着自行车到公社各村去督导检查夏收情况，并与干部群众一起割麦。公社机关提前为领导们准备好草帽和镰刀。我作为一名公社通讯员、年轻同志，不但要与领导们一起到田间地头参加收麦，回来还要抽时间写好领导参加劳动的新闻稿，每当我把磨好的镰刀交给赵惠臣书记时，他总要称赞我几句。县委书记、包片干部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候收割庄稼，基本上离不开镰刀，在农户家吃饭，也叫作“镰刀饭”。即便这样的“镰刀饭”，我们也不是白吃的。领导们都吃得津津有味，领导高兴，农户也开心，干群距离十分亲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我们这些在公社机关工作的同志，除了陪同领导下乡，参加劳动，还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采访一线干部群众。既要与领导到各村搞情况调查、参加临时会议，又要写出每个季节的阶段性小结、工作报告和领导即时召开现场会的讲话。时间晚了不能回机关吃饭，农村干部就会为我们联系一户群众，让我们两三人形成的工作组到百姓家中吃派饭。凡下乡干部统一规定，吃饭前自己准备好半斤粮票两毛钱，吃完饭自己把饭费交给房东。有的群众执意不收，我们就会想办法把饭费放在碗下或晚上的油灯底下。没有一个县乡干部和我们这些半脱产干部、工作人员违反纪律“白吃饭”。干部与群众是真正的鱼水关系，从不把我们当外人。
在人民公社时代，农村生产队队部都有几间盛放粮食种子的库房。每年生产队会把来年的种子留足，然后把剩余的粮食分给社员。生产队库房很神圣，是老百姓最放心的地方。因为，门上有三把大锁。连当时的农村小偷小摸也不敢打库房的主意，三把大锁，相当于现在的“电子眼”。门钥匙分别在生产队长、保管和会计这些队干部手中，谁也不敢有私心。老百姓也最放心，一粒粮食也不会丢。有一次，我们社直机关干部支援“三夏”，帮助黄土庄村第一生产队收麦子。炎炎夏日，我们享受到了最高的礼遇。生产队长王廷柱破例找来保管、会计，打开库房大锁，称上二斤绿豆，专门为我们熬制了一锅绿豆汤，当做祛暑饮料为大家止渴祛暑。参加劳动的机关干部，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绿豆汤”喝在嘴里，甜在心里。但随后，领导让我们把粮票交到生产队的会计手中，“绿豆汤”解暑，但群众作风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