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系黄骅县（现县级市）滕庄子乡前庞庄村，今年我89岁。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村子里就不断地来八路军了，他们在村子里到处宣传。用白石灰水在墙上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大字标语。当时我们念的课本里有这样一篇课文，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卢沟桥，闹事变，日本鬼，进中原，中央军，是孬蛋，不抵抗，往南窜。八路军，干得猛，攻韩村（今黄骅市驻地），占乐陵（今属山东，县名），老百姓，得太平。”老师给我们讲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的残忍，教育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坚决不做亡国奴。
有一天傍晚，我家旁边正过军队，是由北往南走，大概有一百多人。我要父亲带着我去看军队。忽然有一个军人向我们走来，并打招呼：“大叔，我们是八路军，不要怕，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请你帮帮忙，我们要去南边的毕孟村，不认道，请你受累带带路好吗？”父亲想，他们是八路军，说话有礼貌，又客气，部队走得既整齐又有纪律，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等父亲回来已是深夜了。但他特别高兴，他说：“八路军是人民的好军队，有礼貌，守纪律，是真正打鬼子的军队。”
194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村子里突然来了好多八路军，他们身穿灰军装，打着裹腿，个个既年轻又精神，据说是高树勋的队伍。对村子里的人都很客气，总是大伯、大娘、兄弟姐妹们地叫着。他们的晚饭就是自己做的小米干饭，菜就是咸菜条。睡觉时，他们把院子及各个屋的门都卸下来，头朝里睡在门板上。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起来收割麦子，部队就都走了。各屋和院子里的门都关得很好，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也满满的，锅里还留下半锅小米饭。他们什么时候走的，谁也不知道。村里的人都议论着，这些八路军是去打沧州的。当天中午沧州就解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战役是有名的青沧战役。
1957年7月，我初中毕业后，经黄骅县劳动局介绍到中捷友谊农场去当第一代新式农民，分配到了二分场第七生产队，每月的工资是29.64元。队长叫杨庆德，是一名转业军人。他性格直爽畅快，很关心职工们的生活，每天早晨、晚上都到职工们的宿舍里问寒问暖，非常体贴人们的疾苦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当天的工作决不拖到明天，故职工们都很佩服敬重他服从命令听指挥，都不怕脏、不怕累地干活。
1958年，农场里为了培养人才，经沧州专署批准，创办了中捷友谊农场农学院，院长张政。他向我们介绍说：“我原来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经常背着很多票子到处转移，虽然背着很多票子，但就是饿死，一分钱也不敢花。因为这些票子是部队将士们的生命，如果你动一分钱，那就犯了大错误，就成了罪人，就得受处分。”这是一颗纯朴真诚的心，让我感受到他热爱党、热爱部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遵守纪律的决心，是多么坚定啊！我受到他的感悟，在此后当十多年的打字员中，守着大批的纸张，可往家里写信时，都到商店里买信纸，从不用公家的一张纸。因为这是纪律，这是信仰。
1959年，根据上级的指示，黄骅境内的中捷农学院、沧州境内的天津农学院和静海境内的天津稻作学院三校合并，称为天津农学院，校址设在静海县良王庄东面的杨庄洼。书记张玉刚（后来由唐作信、方建平同志接任），院长吕晓、副院长姚连如。那时是边建校、边学习。领导和同学们一起劳动，脱坯、盖房、翻地、插稻秧，每年的“五一”就开始起稻芽子、插秧，都光着脚，挽起裤腿，不怕带着薄冰的凉水，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没有一个因吃点苦而发牢骚的，也没有一个因受点委屈而灰心丧气的，出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盘棋”“一股绳”的良好局面，从中我们都感受到了震撼人心的向上力量和强大的精神支撑。这个学校简直就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大熔炉。十几年来，培养出一大批地专级、处级、科级和许多农业技术人才，在廊坊地区也是名声大震的。
1969年3月，我由地区农校（其前身为天津农学院）调到天津地区革委会业务班子行政组工作，任打字员。据有关资料记载，地革委成立后，决定设办公室，配备干部25人；“文革”办公室，配备干部10人；政治部，配干部33人；生产指挥部，配备干部33人。共计配备干部101人，驻地在原中共安次县委院内。
专直单位由原来的64个，合并精简为18个。我去了行政组以后，这18个单位都在原安次县人民委员会院内，共59人。在此后的一二年当中慢慢增至310人。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战争洗礼的老八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幸存者，他们是人民的功臣，是人民的骄傲，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敬佩。他们担当起全区14个县的工、农、商、学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重任，他们是人民的希望，是人民的脊梁。这些人当中有在战斗中受伤致残的转业军人老八路谢致政，他不以功臣自居，生活俭朴，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工作兢兢业业，雷厉风行，任劳任怨，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一点官架子。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多么棘手难办的事，别人不好解决，他去了却是轻而易举。因为他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胳膊，所以人们开玩笑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谢胳膊”。老八路孙宝政、张荣田等。他们掌管着全区的经济命脉，是理财的精英，管财的能手，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把全区的经济管理得有条不紊，对全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老八路郝善明担负着地直业务班子18个单位的住房、工作、生活和办公用品及接待来地区办事的所有各县人员生活、住宿等的繁重任务，还负责组织机关的生产劳动。他每天忙个不停，总是站不住脚，从不抱怨，一心扑在工作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促进了业务班子大院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被大家誉为“好管家”。那时这个大院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一到晚上，全院各屋灯火通明，都各忙各的工作，直到深夜12点钟灯火才慢慢地熄灭。一个个鲜活的事例，饱含着老八路们鲜为人知的艰辛与付出。就拿我来说吧，我是业务班子18个单位唯一的一名打字员，打字任务也不轻，白天忙一天，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得加班。有的文件急，就请他们给我念着，我打，这样每五分钟就可以打一页，打完了字，他们自己印。在这种情况下，我跟着老八路们工作了两年多，受到了锻炼，学到了老八路精神，传承了老八路的好作风。
1972年初，我被调到天津地革委办公室档案处工作，办公室主任曹洗，副主任黄浦泉、孙希华（军代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系特别融洽，是真正的官兵一致。比如，去礼堂听报告时，去时一块走着去，回来一同走着回来，一路上谈笑声风，特别随便，非常和谐。吃饭时一起排队买饭，都坐在一个圆桌上吃饭，随便极了。有一次，宋健同志（时任军分区政委、地革委主任、地革委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组长，是全区的党政军一把手）来晚了，因为他比我们年岁都大，我们都起来给他让座，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咱们一致平等，只是工作分工不同，我坐下，你们不就得站着吗？我年岁还不算大身体还行，咱们都是兄弟姐妹，得有个先来后到，以后你们就不用这么客气了，越随便越好。”地革委副主任黄忠同志，为了给同志们让座。吃饭时他干脆就不在食堂里吃，在院子里找个凉快地方，坐在砖头上，吃饱饭就走。地革委副主任肖光同志去固安县调研，因在永清县办完事不到饭时，等到了固安县可又过了吃午饭时间，在县招待所里午休，为了不打扰伙房师傅们的休息，就没吃午饭，下午就接着工作了。他处处为别人着想，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不顾个人地无私奉献。他的这种精神，被人们传为佳话。春节到了，大年初一早晨，地革委办公室主任曹洗同志和副主任黄浦泉、赵立信等领导到我这个以工代干的一般工作人员的家里来拜年，问寒问暖，祝全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当时我和老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作者系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