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汝欲学作诗，功夫在诗外。窃以为评判评论家，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的散文随笔是否有境界成高格。优秀评论家举重若轻，借前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学养见识往往胜过专业散文家一筹。比如孙郁写鲁迅先生的《夜枭声》，南帆写林觉民的《辛亥年间的枪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自如，感性知性兼具，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对评论对象深深的情感，是鲁迅先生所谓“血的蒸气”。说是中国最好的一类散文，恐怕也不为过。散文家周涛说，散文是美丽的思想的容器，没有议论就没有散文。（《周涛散文》）这句话有点片面，但闪烁着思辨色彩的散文无疑增添了散文的分量。
二
作家写评论的优势在于，他们视批评为创作，丰富的写作经验使得他们独具慧眼，洞察幽微，洞悉只有同行才能看出的“门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亦如是。高山流水有知音。与我心有戚戚焉。作家评论家，有点像狙击手，百步穿杨，比如王安忆评论路遥，韩少功评论史铁生，胡性能评论周晓枫。但作家没有过多的时间精力，写评论往往是偶尔为之。
三
评论家谢有顺在《到了该公正对待当代文学的时候了》一文中写到，“……特别是诗歌，这些年的成就远远超过小说，它对现代人生存经验的解析，精细、繁复、深刻，在语言探索上也有不凡表现，尤其值得珍视。”评论家张清华也认为，当代诗歌的成就在小说之上。我觉得并非空穴来风。新诗百年，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已走过一条长长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在短短三四十年内，完成了西方百年工业化进程。作家阎连科认为，“今天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已经到了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能力把握的程度”。而一个文明古国前所未有之“炸裂”，也成为当代诗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当代诗歌在审判时代、人性与自我方面的深入与拓展，未必在小说面前矮人三分。当代诗歌在智性审视世界的眼光，明确而自觉的语言建设指向，将“抒情”“抗辩”“玄想”“解构”“反讽”“幽默”等个性指标置于诗歌合理性下的综合能力等方面，已达到相当的美学高度，大大拓展了诗歌的疆域。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诗歌已然一幅熙熙攘攘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清明上河图”。
四
历史是阴谋和暴力的私生子。这句话是小说家周梅森说的。历史上有多少宫廷政变，暗室密谋，兄弟隙墙，父子相残。而我们在史书里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鲁迅先生曾愤激地说过青年不要读古书，柏杨也类似评《资治通鉴》。我没读过《资治通鉴》，但读过余杰介绍的一个片段，写到某将军把人手人腿肝脏等悬挂于卧室，面不改色谈笑自如。人性恐怖变态竟至如斯。李存葆在《沂蒙匪事》里写到的土匪折磨杀戮乡亲的恶行，超越想象。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苦受难的贫寒子弟，可见阶级斗争学说无法完全涵盖人性。我对于人性基本持悲观态度。历史是过去与现实永无止境的对话，文学也是。
五
卡夫卡在遗嘱里要求将其手稿付之一炬，是他的朋友背叛了他的遗嘱，才给世界留下了那些伟大的文字。作为凡夫俗子，我无法理解卡夫卡那样的遗嘱意味着什么，只是猜测他的写作是彻底“陷入孤独的绝境”的写作。再如贾平凹，据说他写作总是要把窗帘拉下来遮得严严实实的，这固然是个人习惯，但我也理解为此刻他要与世界彻底隔绝，他不想让外面的世界对他有丝毫影响。
但作家毕竟是社会的人，他们敏感丰富的心灵毕竟需要理解、支持和慰藉。作家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里写道：“一个巨人不但需要通过研读典籍占有历代前贤的精神财富，不但需要通过研究人性和社会来把握人性的需要和历史的走向，他还同时需要周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的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他需要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习惯于黑夜般孤独的鲁迅也感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是写作的悖论，也是人生的悖论，人性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