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我去湖北省郧西县教育局，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
直到走进办公室填表之前，还在犹豫，是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还是考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拿不定主意。
论喜欢，向往新闻，也有希望考上，我见过一些省报、地区报记者写稿，几百字吭哧半天。论保险，我应该报图书馆学系，在校时没干过什么坏事，老师应该还记得我。
到底考哪一个好呢？听天由命吧！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5分面值的硬币朝天上抛，如果这面朝天，就是图书馆学系，如果那面朝天，就是新闻系。
第一次硬币落地之后，是图书馆学系；一次不算，再来一次，还是图书馆学系；一次两次都不算，让第三次来决定，还是图书馆学系！
那怎么办呢？我“逆天”，报了新闻系。
当时郧西县教育局局长王萌炳、干事刘国瑛，都是很正派，很认真的干部。他们一点也没讥笑我这个印刷厂的竟然胆大包天，敢报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连一丝讥笑的眼神都没有，帮我办了手续。至今，我念他俩的好。
时年我34岁，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在郧西县印刷厂当生产调度员和校对员。得知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之后，决心一试。这大概也即所谓“人还在，心不死”吧！
考研，最后选定社科院新闻系，放弃了武大图书馆学系。
多年之后想一想，这是完全正确的取舍。
考社科院新闻系，我以高分被录取，如果考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有可能名落孙山。
因为，在图书馆学系4年半时间，其实只读了1年半的书，其他时间都在“闹革命”，对什么图书馆学概论、图书分类法，不感兴趣，更说不出个一二三。
再说在大学，我不是党团员，也不是学生干部，并不受某些老师的待见。这些都会影响我的录取，即便录取了，毕业后，或留校教书，或分到图书馆当馆员，也不心甘情愿，我心里有大事要办。
而学新闻，当记者，有利于我办大事。要办什么大事？要为父亲落实政策。
当时，老人家头上还被扣住一顶顶莫须有的“帽子”，薪水被扣到每月27块钱。
如果在生前没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老人家将死不瞑目，我作为儿子，也生不如死，终身遗憾。
这是心中大事，办这事，要考新闻系。我相信中央落实政策的决心，但我知道，一件件事还得基层办。这就要找到具体办事的人，即所谓“现管”。
我知道，新闻离政治近，离权力近，离官员近。我也知道，一个新闻记者要见到“现管”，比一个图书馆员方便一些。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提过这件事，谈过这种想法。有人读后留言严厉斥责，你学新闻，当记者，目的不纯，初心不正，只为自己，为自己家庭办事，你咋不为国家办事！
老兄言之无理！我自己的事，我家里的事，我不办，谁办？你会帮我办吗？我办的这些事，件件符合中央政策，不符合政策也办不成。
这些事，在中国，只是一粒尘埃，但对于我自己，对于我家，是一座大山。我必须搬掉这座大山。
我崇尚儒家“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意思是学好了文才也罢，武艺也罢，最终目的都是贡献给皇帝，都要替朝廷出力。以今天而言，要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我决定报考新闻系，也有信心考上新闻系，有用武之地，有报国之门。
信心从何而来？因为，1978年，我已经沐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明显地感到，升学考试不再讲阶级出身、家庭成分了。家庭成分是压在我身上的一块大石头。
我知道，考新闻系原来很讲究家庭成分的。因为关系着毕业后的舆论阵地、党的喉舌。
以前是不敢想新闻。既然这块大石头已经搬开了，那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考高分谁上。如果我没本事考高分，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学艺不精，还有差距。“得是我幸，失是我命”。
既然祖国给了一个机会，我就要紧紧抓住。
我爱看旧小说，欣赏《说唐》里白马银枪俏罗成擂台比武夺状元，也爱看《说岳》，欣赏精忠报国岳飞校场比武枪挑小梁王。
每逢大考，我都会有种罗成、岳飞的勇武和冲动。考研，就是要勇夺武状元，枪挑小梁王。
我常用豪言壮语给自己鼓劲，比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人生能有几回搏？”我还记住一位军事家的名句：“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当然，我也懂得，“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考研，考新闻系，是我必须揽的“瓷器活”，没“金刚钻”也要揽。
考试，考试，在于一试，不试，肯定没戏。
考研报名之前三次朝天抛硬币，说明我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如果信奉“人的命，天注定”，那么我应该根据三次硬币指示的方向去考图书馆学系。可我自己有主意，做了另外的选择。学了新闻，当了记者，这记者当得还风生水起。
由此想到人，特别是年轻人，在面对重要人或事必须作出选择时，比如考研，比如考大学，比如求职，比如谈恋爱、找对象……难免会有犹豫不决和患得患失。怎么办呢？我想，不能完全听天由命，得有自己的主意，朝着自己喜欢的、向往的方面努力，朝着“跳一跳，够得着”的方向努力。就高不就低，人生不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