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一方土地，就躺在这里，看日升月迁，看桑田沧海。村小一椽旧屋，仍停在那里，等一饮一啄，等烟火一灶。姥爷、舅舅、表姐三代人投身教育，将“百年大计，教育为先”当做职业生涯的航向标。姥爷投身三线建设时手拿报纸教工人识字，舅舅响应号召辞去城市工作成为乡村小学教师，表姐入职幼儿园，专研儿童心理与蒙氏教育。数十年浮光掠影，不变的心，都在滚烫烫地跃动，蒸腾起岁月生光。
舅舅名叫刘树青，瘦高个儿。自我有记忆起，他就是平头板寸，黧黑的脸，总是粗糙，说起话来粗声翁气。用姥姥的话来说：“哪像个教书先生，分明比个庄稼汉子还不如！”可也就是这么一个敦实的庄稼汉，做了那破破烂烂的村小数十年教师，教出了高中生、大学生，领出来一批批树苗苗般苍翠挺拔的娃娃。
舅舅是20世纪70年代生人，上下有姐妹三人。我的姥爷早年参加三线建设，远在内蒙古包头，姥姥一个人拉扯四个儿女，伺候年迈老人，连口稀饭都将将吃上嘴儿，谈何上学？四个兄弟姐妹中，大姨幼时就磕磕绊绊地帮着干活，挑水扁担压得她成了这个家里最矮的小不点儿。
唯一一个“一米五”——二姨念到初中，也放下了纸笔，一手棒子秸，一手马苋菜。三兄弟生得晚，念上了中专；小姨沾了“小”字的光，靠家里兄姐的帮扶，念成了唯一一个大学生。
舅舅上学算“出了头”，按说是一定要洗净“泥腿子”的。那时这份学历在县城混口饭吃不成问题，舅舅也被分配当了教师，并与城里户口的舅妈结婚。
那时仲夏，二人成婚不久，一起回乡下探亲，与村里人热热闹闹喝了一顿大酒。之后回城，一切如常。一周之后，舅舅扛着蛇皮袋，踩着洋梆子布鞋，和着胶泥，晃了几个钟头的公共汽车，从县城回到这个小村，并说要定居。
姥爷惊得当场抄起拐棍，舅舅倒是从容，一手搀着姥爷的胳膊，一手卸下担子，在当院“扑通”一跪，“爸，妈，是儿子的不是，其实上回探亲假就定好了，回来进村小，当老师。没敢提前跟您二老商量就是怕您不应。现在，您要打，我都认。只是，组织上定下来的事，改不得。”他认错诚恳，像背稿子一样机械地倒出来，不知道排演了多少遍，眼里似乎有水光，直着脊梁骨，梗着颈子，昂着头定神看着他两鬓斑斑须上挂着水珠的父亲。门槛后，姥姥早已泣不成声。
“那你媳妇答应了？”
“商量好了，您瞧，包袱都是她给我收拾的。”
原来，是探亲假那晚灯豆下的那顿酒，改变了舅舅的后半生。
小村的贫穷是出了名的。“村口那羊肠子小道，阴天下雨，一脚下去拔不出鞋。”五十岁的老支书心知肚明，村子穷的根哪里能全怪路呢？村穷就留不住人，村小教育就没人抓，娃娃们不念书，就只会土里刨食，越刨越穷，越穷越读不成书……
湿泠泠的夏夜，老支书和舅舅就着南窗，斟起残酒。
“树儿啊，二伯真高兴啊！你念成了书，留了城，当了公所老师，多好！”
舅舅不甚善言辞，又闷了一盅水酒，熏上了颊，黑红黑红的。
老支书也举杯，笑着数落三小子光腚时的口水事，说着说着，喉头就哽了，鼻头就酸了。“崽子，你还记得你上小学时候的事吗？你二伯一个人教五科，我念个儿歌都走调，生生教你们唱会了‘雄赳赳气昂昂’。一闹天儿，外面下大雨，教室下小雨，猪叫得比我嚷的声大……现而今，连来带去，还就是咱们这仨老人撑着。你说赶明儿我黄土埋腰里，那……”舅舅攥着老支书枯槁一般的手，拦了他下面的话。
“二伯，我懂，都懂。”
灯豆一跳一晃，照湿了一老一少的脸庞。他们终于醉倒了。
自此，舅舅回到砖瓦老屋，挟着一本书，手握一把糠，当起了孩子王。从“a、o、e”到加减乘，用不全的调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只要他们一唱起来，半个村都能听到。
他与在县城当护士的舅妈两地分居小半年，半个月才奔波见上一次。秋凉时，舅妈终于忍不住了。她哭着说，舅舅哪怕要饭也得回城来，不然，日子不过了。舅舅沉默良久，只待妻子说完，温声道：“我领你回村看看，好不好？”
秋冬的小村光秃秃的，皱皱巴巴的泥路被冻得裂了口子，狼狈地匍匐在皲裂的足下。舅舅扶着舅妈，一步一个脚印，深深浅浅地走，一家一家地转。
土炕上，破棉被油黑发亮；一岁的婴孩因无人看护而拴在窗棂；土墙用棍子支着，勉强不倒；孩子因饿，全身浮肿；墙角的草木灰，是少女月经来潮时所用……舅妈怔愣一日，夜深时，点点星光，斑驳心上，借着月光，她说：“我知道你为什么留下了，我也要留下来——不过不是因为你。”她不理舅舅的犹豫，急急地补上一句：“我是护士，咱们学校，缺个校医。”
后来的后来，一切步入正轨，渐入佳境，春风和煦。当老支书扬眉吐气般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大字刷在白墙上，村村通就修到了家门口。支教来的后生给这个小村教起了“A、B、C”和立定跳，下乡的干部办起了产业扶贫，瓜果梨桃成了零食饮料。新屋盖起，表姐出生，小姑娘穿上蓬蓬的裙子，蹦跳着旋转在村小的新塑胶操场上。舅舅一瞬间眼眸模糊，仿佛看见那个气喘吁吁的小村落与女儿一起旋出了灰蒙蒙的影子。一夕之间，明晃晃，亮堂堂，有了丰收的金黄，烂漫的果香。
灼灼岁序，浮光掠影，约莫又过了五六年，村小合并到乡镇，孩子们有了多媒体教室和计算机房。表姐工作、结婚，定居城市。舅舅把“失业”和“退休”合并，当起了真正的庄稼汉和工人。他用走了调的声音喊着号子，却最响亮，他黑红的面颊，依然常常带笑。
一个人的十年，一代人的岁月。当初那群淌鼻涕的娃娃有很多在长大后或去或留，也走上了三尺讲台，和舅舅成为“同事”。舅舅常说：“当老师，看起来好像是从上班第一天就站在讲台上，最后一天也站在讲台上，一辈子反反复复讲同样的东西，很无聊。但是，对每一位学生来说，这位老师是人生中某一阶段的唯一。其实，对老师来说，每个不同的孩子，也都是唯一。”是呀，他的日复一日，是每个学生的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