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培磊
提起明代宦官的形象，多以魏忠贤、王振、刘瑾等奸佞小人的印象来总括之，他们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根深蒂固。学术界以往对此问题多有探讨，如《明代宦官》《大明风华——明朝人的城市生活》等论著，都对宦官形象有所涉及，但是仍然无法给人以更加直观的真实感。近日，廊坊师范学院李建武博士新著《明代宦官形象及其日常生活——基于墓志碑刻的研究》出版（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极大推动了此问题研究的进展。
明代宦官形象研究路径
该书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四章为研究部分，分别从明代宦官墓志碑刻的撰写与收录、宦官形象、宦官来源及培养、宦官个人生活四方面，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明代宦官从入宫到去世的生命历程。附录部分则为收集的219块碑刻原文，有前人已辑录的，亦有新近出土的，此为首次集中汇编，大有益于后人继续研究。
研究部分，作者紧紧围绕明代宦官形象及其日常生活展开论述。宦官研究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宦祸严重的汉、唐、明三代，成果最多。在中国古代文官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体制中，宦官被视作“毒瘤”，双方存在无法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宦官秉承皇命的所作所为，均被视作对正常政治秩序的破坏及干扰，在《明史》等官私史书中，宦官多呈负面形象。而通过李建武博士的研究及墓志碑刻记载，可以发现大多数宦官从十几岁入宫，到六七十全身而退，死后得到朝廷丧葬等待遇，显然其做官和做人必有可取之处，文官亦不吝赞美。
宦官被视为坏人，其外貌自然而然被想象成丑陋不堪，而通过收集史料加图画、碑刻，本书比较系统地展示了宦官的外在形象，从外貌到衣着，并且认为相貌是选拔宦官入宫及升迁的重要依据，为全面了解宦官增加了独特视角。本书所提及的宦官形象，不仅在外貌、衣着两方面去分析，还将宦官品格给人留下的印象纳入其中，使宦官形象得到比较立体的展示。
史料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曾风靡一时、影响巨大。运用墓志碑刻去研究明代宦官，当属本书的一大特色。附录部分的碑刻是前述研究的基础。诚如作者所言，宦官墓志碑刻是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已经发现并开始收集的，最终形成这部著作。宦官墓志碑刻具有比较独特的史料价值，与正史不同，此类墓志碑刻记载的对象是宦官，一切记载围绕宦官生平展开，由此展现了比较完整的宦官记录，包括宦官原生家庭情况、籍贯、入宫时间及历次升迁的详细记录，还有宦官丧葬及其个人品格等，很多内容是其他史料类型所不予记载的。
所收录的墓志碑刻尽管难以做到全面收录，但经过作者数年来努力及不断关注，应该说，收录了当前能够见到的大部分宦官墓志材料。集中收录这些材料对进一步开展明代宦官及明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比较详细核对及断句，也使此类材料可以被其他研究者直接使用，这也是本书价值所在。
宦官墓志碑刻的价值与局限
墓志碑刻作为一种史料类型，有其独特的价值，正如书中所言，明代宦官墓志碑刻几乎囊括了明代所有政治大事件。正史以记载政治事件及人物为主，而墓志碑刻则从参与者的角度提供了较罕见的记载，为充分了解某些历史事件提供了更多细节。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虽多有创见，但显然不是为宦官翻案。本书在重视宦官墓志碑刻独特史料价值的同时，显然已经注意到墓志碑刻的局限性，一是收集数量并非全部宦官碑刻，当前收集仅是善终宦官的碑刻，因谋反或其他罪名而不得善终的宦官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并没有留下来墓志碑刻。二是墓志碑刻的撰写要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墓志以赞美为主，对于宦官为非作歹的事迹，墓志不予记载或非常简略隐晦。因此，墓志碑刻是了解宦官的“新”材料，但并非唯一材料，使用时要谨慎。
除上述局限外，宦官墓志碑刻对开展明代政治史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
开拓明代宦官史研究的新空间
基于所收录整理的墓志碑刻，本书对宦官日常生活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还有部分研究的空间，例如明代宦官升迁的情况，书中已有提及，但并未深入展开论述。碑刻中多处出现宦官立功、受赏的记载，需要结合其他史料，对明代宦官制度演变才能有全面掌握。另外，明初和明末宦官制度有较大变化，明太祖颁布《皇明祖训》，制定了比较系统的宦官制度。永乐以后，在遵循祖制的基础上，宦官任用有所扩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收录的诏令，可见永乐北征有部分宦官随军并担任领军任务。宣德时期，司礼监开始批红，镇守内官普遍出现。正统时，王振将宦官权势推到一个高峰，历经曹吉祥、汪直、刘瑾等人，至魏忠贤时，宦官权势达到顶峰。嘉靖时期，世宗御宦严厉，但麦福、黄锦等人墓志记载司礼监太监兼总督东厂，为此前所无。因此，研究明代宦官制度，要注意前后期不同及其变化的原因。
研究明代宦官制度，墓志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墓志无法作为宦官研究史料的唯一来源。新的历史时期，宦官仍然是政治史研究值得切入的一个角度，若参以新的史料，加之新的研究视角，借鉴“活”的制度史研究范式，明代宦官史及政治史研究将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