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的记忆，最初是在生产队大院里分肉，趁人不备，我把一个小肉渣儿塞进嘴里，可还是被发现了，乡亲们问我：“妮子，吃的啥？”我以儿童的狡黠回应他们：“枣!”满院的人哈哈大笑，我羞怯地藏在母亲身后好半天。
肉熟了，父亲从本就不大的肉块上刮下一个薄薄的小片儿。我开心极了，托着那个片儿，一个劲儿地舔。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扑簌簌地落下泪来。少不更事的我怎么知道，分得的二斤肉要给独居的奶奶一半，剩下的招待客人都得精打细算，哪里还有给我吃的？
那年腊月二十九晚上父亲洗猪头、猪下水的画面历历在目。一九八几年的时候猪肉才七八毛钱一斤，但吃不起还是很多，不少人家都会买个猪头、猪下水填补亏空。猪头可以拼成猪耳朵、猪头肉和口条三样凉菜，这三样儿在那个年月可是招待客人的佳肴。下水虽说有些膻气，可毕竟是腥儿，小肠肥肠既可凉拌又能热炒，还是蛮受欢迎的。一挂下水有十八米，除去招待客人还有自己吃的，那时候过年就盼着父亲能买回猪头、猪下水。
猪头得先去毛，父亲把它放到破木板上，倒上熔化了的松香，等凝固了再一点一点揭下来，松香滴不到的地方，就用烧红的火筷子烫。火筷子烫在猪头上会发出嗞嗞的声音，伴着一股青烟，糊臭味儿也窜了出来，难闻得很。小时候最怕看猪头，那没有了身躯的家伙鼻孔朝天，半睁着眼睛，短短的白睫毛遮盖着黑眼珠，耷拉着两耳，嘴巴却张得老大。我从它面前过，向来都是小跑，生怕它会突然咬过来。父亲把清理干净的猪头从脑门中间劈开，将猪脑舀进碗里，再把猪耳朵，猪舌头，猪头上的肉肉儿一样一样剔下来，放到锅里冒，冒完了再煮，再熏。猪脑我是不吃的，因为父亲总是说，吃了猪脑就会像猪一样笨，可每次都不会扔，而每一次都会被妹妹吃掉。后来妹妹学习不好，父亲就说是猪脑吃多了的缘故。直到很大才明白，聪明与笨跟猪脑没半毛钱关系，猪脑应该是猪身上最精华的部分，这样看妹妹还占了大便宜呢!
清理猪头简单，难的是洗下水，这是个耗时费力的脏活，没点耐性的人干不了。猪肠子外面裹着一层浮油，揭浮油可是技术，万一把肠子弄破了就真成一坨屎了，而那一小盆浮油庄稼人能吃上一整年。
父亲、母亲要忙上一整夜。第二天一睁眼就会看到，攒成卷的肥肠像抹上红油的大泥鳅，透着诱人的香味儿趴满了铁篦子，我们姐仨就馋嘴猫一样地围着铁篦子打转转。二妹会把沾过肥肠的指头塞进嘴里吸吮。这时候父亲会大方地切满一盘子肥肠，还撒上葱花，淋上香油、倒上醋。那一刻我们兴奋极了！感觉刀切肠子的声音是那么美妙。我们举着筷子只等父亲一声令下，便风卷残云般吃起来，吃到手舞足蹈，吃到满嘴流油，吃到父母眼角溢出泪花。那种香甜，那种惬意，是这辈子再也遍寻不到的美好。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迅速崛起的各种副业盘活了农村经济，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终于富起来了!
这时候的年，是终于可以大快朵颐的肥年，农人炖肉的大铁锅满得都盖不上盖子，金黄色的肉汤咕嘟咕嘟冒着大泡、炒过糖色的肉块在锅里翻滚，满街满院都是肆虐的香味儿，幸福的日子像灶膛里的火，越烧越旺。
如今父亲老了，摆弄不了猪头、猪下水，也不买很多肉了。他总是跟我们说：“多吃素，少吃肉，有益健康。”老头儿也学会养生了。每到年节，花甲之年的父亲坐在炕上，笑眯眯看着我们推杯换盏，他的心思我懂，那是艰难岁月里的守候；是苦尽甘来的满足；是儿孙绕膝的幸福。
这些不一样的年像一部纪录片，锁着几代人的记忆，见证着岁月的沧桑，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唯愿国泰民安，日日如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