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平
1937年12月13日，江风呜咽，城郭阴森，日本侵略者在我南京屠城。他们用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段，疯狂杀害我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约35万人。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被聚集并驱赶到城外，或遭机枪扫射倒地，或被当做练习刺刀的活靶，或被浑身浇满汽油活活烧死。日军不仅把对中国人进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等当做家常便饭，还采取更为残忍的折磨手段。例如，用铁钩穿住舌头把整个人吊起来；把人活埋至腰部，然后在一旁狞笑着放任德国黑贝将他们撕碎。他们强暴中国妇女，下至几岁幼女，上至年过七旬的老妪，强暴后则挖出她们的内脏，割掉她们的乳房，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把孕妇腹内的胎儿用刺刀挑出摔死或劈成两半……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杀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这一队伍的总距离可长达322公里左右。他们身上的血液总重量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则可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即便是“二战”中最猛烈的空袭也无法超越日军对南京的蹂躏，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平民伤亡的总数！
以上部分文字和数字均来自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所著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该书从独特、冷静的视角，客观、全面、翔实地叙述了这段恐怖黑暗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和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字字惊心，句句动魄，那一张张血淋淋的照片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悲愤交加。“该书的很多章节令人不忍卒读，但我们应该阅读，因为只有理解过去，才能很好地驾驭未来。”《南京大屠杀》一书，犹如一声愤怒的呐喊，唤醒了世界各个角落里人们麻木冷漠的意识和良知，使越来越多的世人了解了这场骇人听闻大屠杀的真相。所以该书自出版以来连续加印10次，长销不衰。
该书共分两部分。在这长达十章的内容中，张纯如首先用犀利、深刻的笔触，无情而又准确地剖析了日军为何在南京进行一场世所罕见的残暴屠杀，施暴的日军官兵当时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她义正词严地指出：一是日本傲慢自大的民族意识。几乎没有日本士兵怀疑他们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当，因为从小受过的教育使他们相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称霸亚洲是日本的天定命运。二是日本早就觊觎中国的广阔土地。1927年的“田中奏折”的报告中就暴露出当时日本的野心，该报告是这样说的：“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被我征服，则其他亚洲国家与南洋诸国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为了准备与中国不可避免的战争，日本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训练士兵，学校的老师给男孩们从小就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在心理层面为他们将来入侵做准备。许多日本官兵将中国人视为低于人类的物种，杀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臭虫或杀掉一头猪一样，无须承担任何道德压力。1938年，日本士兵东史郎在南京日记中坦言：“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中国人的性命更有价值，因为猪肉还可以吃。”
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当年南京有那么多的守军和市民，而且部队处于已经准备就绪的情况下，为什么就任凭兵力少于他们几倍的侵略者宰割呢？在这本书中我找到了答案。前提有：1937年11月，上海失守，此时有20万日军盘踞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同时有70万国军正在节节败退。然后是：一、12月8日，蒋介石夫妇及其军事顾问都乘飞机离开了南京。二、12月11日下午，蒋介石“钦点”的南京卫戍司令官、原国民党训练总监部的总监——唐生智受蒋命令率部队大规模撤退。三、中日军方军事实力悬殊过大，尤其是我方没有掌握关键的制空权。在淞沪会战中，日本空军拥有近3000架战机，中国只有300架。四、即便是经意大利训练缺乏战斗经验的空军，也随蒋介石全部撤离。所以在接下来的4天战斗中，唐生智得不到任何关于日军调动的空中侦查情报，致使附近山上造价昂贵的炮台也远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五、转移到重庆的政府官员带走了大部分先进的通信设备，因此军队各部之间无法进行有效联络。六、当时的中国守军兵源混乱，作战水平低。军队中有很多“士兵”是在一夜间成为军人的，而且是被乡下抓壮丁或强行征召入伍的，相当多的人在来南京前从未摸过枪，还有不少十一二岁的孩子。七、即便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也都是刚从上海前线撤退回来，他们饥肠辘辘，伤病交加，多数人精疲力竭，甚至无力完成在城中修建掩体和挖掘战壕等必要的防御工作。八、最糟的一点是，中国士兵几乎没有凝聚力和目标感。指挥官们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配合和信任。九、南京沦陷之前，已经大约有一半居民都已闻风而逃。与此同时，却有数万名乡村移民涌入南京，中国军队撤离后，留在南京的大都是老人、儿童以及经济赤贫或身体虚弱到无法安全出逃的人。 十、狡诈日军可耻的欺骗、劝降手段，蛊惑人心。
张纯如在该书第一部分的第五章节，用深情、感恩而又赞美的笔触，讴歌了在南京大屠杀的恐怖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和安全区其他20多位仁慈、正义而又勇敢的欧美人士，在日军的铁蹄下，甘冒生命危险解救了二三十万中国难民的感人壮举。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八章“审判日”中，张纯如这样写道：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这座城市一道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它深沉而痛楚，多年来一直隐藏着南京居民被压抑的恐惧和仇恨。1946年8月，对乙级和丙级战犯的审判在南京进行，这道伤口被陡然撕裂，战争期间积累的国仇家恨瞬间喷薄而出。”南京审判一直持续到了1947年2月。当法庭宣读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中的两个日本少尉：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执行死刑的判决书时，旁听席上的中国听众高声欢呼，喜极而泣。罪大恶极的日军第6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处决那天，南京万人空巷。但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认为：他们的结局远比大多数死在他们手上的受害者要人道得多。
“不止一位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评论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正义没有得到充分伸张，受害者处于凄凉的氛围之中。当许多曾肆意蹂躏南京市民的日本人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全额军队养老金和其他津贴时，成千上万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默默忍受着（并将继续遭受）贫困、屈辱的生活，或长期承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张纯如在该书第九章“幸存者的命运”中悲伤地写道。是啊，与那段苦难历史相连的最后人物纽带——垂垂老矣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眼看越来越少，但至今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更谈不上任何经济赔偿，他们恐怕死也不能瞑目。
张纯如为这部轰动世界、震撼人心的巨著，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心血。由于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使她患上了严重的躁郁症，以至于2004年11月9日，作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自己的轿车内开枪自杀，年仅36岁。
……
今年是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距离至今，那段最黑暗、最恐怖、最血腥、最耻辱的灾难已过去了86年，那是铭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特殊日子。历史不能忘，吾辈当自强，要用我们坚定的信念和炽热的情感，来捍卫中华民族来之不易的锦绣江山。最后引用本书作者张纯如博士的一段话来作为此篇文章的结束语：“日本必须承认自己在南京犯下的罪恶，这不仅是一种法律责任，更是一种道德义务。至少，日本政府应该正式向受害者道歉，并对在浩劫中蒙受损失的受害者进行赔偿。重要的是，日本要教育下一代正确面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如果日本期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为玷污其历史的黑暗一章画上句号的活，这些早该采取的行动对日本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