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耀
九月的风一吹，袖口总会莫名沾上些白色的微尘。我总觉得，那是四十年前，从老教室那方斑驳的黑板上飘落的粉笔灰。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人，记忆里没有明亮的塑胶操场，也没有多媒体屏幕。那时的学校，多是村里腾出的旧祠堂或土坯房。课桌是两块长木板架在泥砖上，凳子得自己从家里带。若是遇上阴雨天，外头大雨，屋里小雨，老师便要在讲台旁摆个破脸盆，“叮叮当当”地接水，那声音竟成了我们上课时最独特的背景音。
那时候，老师不叫“老师”，我们跟着大人喊“先生”。先生们的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苦。
记得教数学的高老师，是个民办教师。他白天在讲台上讲分数、讲应用题，傍晚放学铃一响，便卷起裤腿，扛起锄头下地。他的袖口永远洗得发白，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净的泥垢。有一次，他正讲着课，忽然剧烈咳嗽，捂着嘴跑出门去，回来时眼眶通红，却只是用粉笔灰扑扑手，哑着嗓子说：“风大，迷了眼，接着算。”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发着高烧，为了不让刚插秧的庄稼烂在田里，他凌晨四点就下地干活，天亮了才赶来上课。
那时候没有教师节。9月10日，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秋收前一个寻常的午后。
但我记得1985年的那个9月。
那天，村头的广播大喇叭破天荒地响了，没有放样板戏，也没有放通知，而是放了一首《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那旋律顺着电线杆，飘过金黄的稻田，飘进我们那间漏风的教室。
高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捏着半截粉笔，忽然愣住了。他侧耳听了许久，直到广播里的歌声落下，他才低下头，用袖口狠狠擦了一下眼睛，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用力写下几个字：
“今天，是先生的日子。”
没有鲜花，没有贺卡，甚至没有一句正式的“节日快乐”。我们只是不约而同地坐得笔直，把那双沾满泥巴的布鞋往桌底缩了缩，生怕弄脏了先生脚下的地。那天放学，班长从后山挖了一捧野菊花，悄悄放在高老师的讲桌上。花瓣上还带着露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亮得惊人。
如今，我也到了当年高老师的年纪。
朋友圈里，满屏都是鲜花、蛋糕和精修的合影。年轻人们说着“春蚕到死丝方尽”，用着最华丽的辞藻，歌颂着最宏大的师魂。我点赞，转发，却在放下手机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我怀念的，从来不是那些被聚光灯照亮的时刻。
我怀念的，是冬夜里，高老师提着马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只为去我家劝我父亲别让我辍学去学木匠；我怀念的，是他把仅剩的粮票塞给我，说“长身体，别饿着”，自己却躲在办公室啃冷红薯；我怀念的，是他在黑板上写下的每一个字，粉笔灰簌簌落下，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落在他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上，像一场永远不会停歇的雪。
他们不是蜡烛，因为蜡烛燃尽便成灰；他们也不是春蚕，因为春蚕作茧便自缚。
他们只是那盏灯。
在物质最匮乏、精神最荒芜的年代，他们把自己站成了一座灯塔。灯油是他们的血汗，灯芯是他们的脊梁。风来了，他们用手护着；雨来了，他们用背挡着。他们不求你记得灯的样子，只盼着你能借着这点光，看清脚下的路，走出这片泥泞，去看看山外面的海。
又是一年教师节。
我不祝你们桃李满天下，那太累；我不祝你们春晖遍四方，那太远。
我只愿，当粉笔灰再次落在袖口时，你能想起那个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的背影；愿你在被生活折磨得想放弃时，能听见那声“接着算”的哑嗓；愿你明白，所谓师者，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粒微尘，只为在风起时，能托举一只想飞的蝶。
窗外，秋雨又起。
我仿佛又看见高老师站在讲台上，袖口沾着白痕，眼里有光，笑着说：“这道题，我们再来一遍。”
老师，这道题，我们做了一辈子。
谢谢您，没让我们交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