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珍
那一年，我十五岁。
正好应了父亲的老话：“男儿十五夺父志！”我的十五岁这年突然就“长大了”。
当年农村十五岁少年男子汉应该是长大了。吆牛喝马，播种收割各项农活都能够操作自如。更重要的是我没法不长大，必须得长大——那一年病了一年的母亲去世了，她才四十五岁。下世了，一个正值年富力强的母亲，花光了一户人家的全部积蓄和全部借款。留下三个未成年儿女，留下一厚叠三十、五十不等的借条。“黄布的阳婆蓝布的天，老天爷爷杀人没深浅。”人家是“花了钱免了灾”，我家是财散尽人也没了……
那是一个霜白草黄的深秋，中秋节刚过，后山地区的天气就开始冷眼凉情了。又一个夏天悄悄过去。“秋风凉，想亲娘，亲娘没给我缝衣裳。”我一次次吟咏着这首儿歌，第一次发现生活的艰难，日子的难捱：一个秋收大忙季节过去，衣服破了没布票；鞋子烂得不能穿了，没有购鞋券。往年缝新补旧都有母亲安排。如今家中失去了母亲就失去了中心。两个妹妹和我在老父亲的执领下相依为命。老父亲建国前给地主放羊，建国后给生产队放羊。家里做饭、缝补、拆洗衣服都得从头学起。家中失去了母亲就像房子抽了中梁，茫无头绪没有了中心。
两个妹妹在家学习料理家务，从此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那年，我刚上初一不想失学。老父亲说：“看咱们家这光景，残缺不全，少钱没货的。想念书就得吃苦，就得自己奋斗。”于是，除了衣、食，其他一切“断奶”!那年月不比这年月，学校收费简直少得可怜：课本费每学期1.5元；学杂费每学年2.5元；还有就是作业本、墨水（袋装的蓝色颜料，用水化开）、蘸水笔（一般学生都使用。一节竹管安插一个笔尖）。只有作文本是统一购买的成品，其它各科作业本都是买白有光纸自己制作：一大张纸裁剪成32开32页自己用纸捻钉制而成的。然而，那年月不比这年月，钱虽值钱，但挣钱势比登天：我家是生产小队最大的欠款户（劳力少，人口多。一年下来的收入还不够买口粮，还得赊欠队里的）。欠款户每年年底只可以预支5元钱。其余下一年的全部开支（火柴、灯油之类）就只能由“卖鸡蛋”（俗称开鸡屁股银行）和“卖羊毛”钱（大集体每家每户可以饲养3——5只自留羊，超出了就“割尾巴”）支付了。可见收入比学杂费更加少得可怜。
细细想想，我们几个家庭贫困的同学真应该感谢当时的公社中学校长：这位老师很注意给我们联系点零时工，挣几个小钱：比如冬天公社和学校拉回炭，让我们几个给卸炭、放炭；夏天搞建筑、修葺拉回砖和水泥也让我们给卸车。几回下来每人也能挣个六七元钱，再加上我们捡废骨、烂铁去卖，学杂费基本够用了，有时还可以享受点贫困生减免……
那一年，我十五岁；那一年，我结束了少年时期。
压力，是一种特殊动力；压力，促人奋起！
此后经年，我的十六、十七、十八岁，我的初中、高中都是这样坚持下来的，为以后的自学能力的提高以及工作和生活铺筑了一点微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