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佳鑫 郝建国
“刚工作那会儿，下地干活前总得纠结半天，专挑衣柜里最旧的衣裳，心想‘这件耐脏，下地干活不心疼’。现在买衣服，我第一句话就是‘这面料耐磨不？方便蹲田埂不？’”在乌兰察布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马铃薯试验育种大棚里，王玉凤一边记录数据，一边笑着说起自己的变化。
王玉凤是地地道道的乌兰察布人，幼时她常跟着父母在地里种土豆，每年收获后，挑出小的留作来年种子，大的留着当年食用，可年复一年，土豆产量却逐年下降。“那时候不懂，就觉得奇怪，一样的种法，为啥收成就越来越差？农民们着急，我也跟着着急，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王玉凤回忆道。
这个藏在童年记忆里的疑惑，成了她日后投身农业研究的“初心种子”。“大学时候，我选择了农业。”王玉凤说，从小与马铃薯打交道的经历，早已让她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像春天撒下的种薯在土里悄然扎下根，王玉凤也一头扎进了农业知识的海洋，从大学时的初步学习，到研究生阶段的深入钻研，王玉凤慢慢解开了幼时的疑惑——原来产量下降的关键，在于没有使用脱毒种薯。“知道答案的那一刻，我就暗下决心，毕业后一定要回到家乡，用学到的知识，帮乡亲们种出更高产的土豆。”
2018年王玉凤回到家乡，进入到乌兰察布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正式投身到马铃薯新品种培育的工作中。初入职场，王玉凤面对满是泥土的试验田，发现和自己当初想象的科研工作不太一样，有些不适应。“看着身上沾着的泥土，想起小时候跟着父母种土豆的模样，再念及回乡的初心，我才慢慢想通：我回来不是为了‘体面’，是为了帮乡亲们种好土豆。就这样，我一点点放下心里的纠结，学着褪去学生的娇气，一头扎进试验田，把田间地头当成了自己的‘主战场’。”
在前辈们的带领、同事们的互助下，王玉凤一头扎进试验田，杂交组合配制、实生种子种植、预备品系筛选、抗病性鉴定、配套栽培技术研究……马铃薯培育的每一个环节，都留下了她的身影。结束研讨、整理完材料，王玉凤经常忙到晚上七八点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可她笑着说，这已算安稳。
“在4月到10月，我们就像‘长’在了试验田里。从幼苗破土那天起，便天天蹲在地头记录生长数据，蹲得腿麻、站得腰酸、走得脚疼，这是我们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王玉凤说，“累肯定是累的，但那种成就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看着一株株小苗长大开花，看着地下长出饱满的薯块，尤其是研究团队成功选育的‘蒙乌薯系列’新品种破土而出时，我的心里满是满足。我们团队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就是为了选育出适合内蒙古种植的抗旱、抗病、高淀粉马铃薯品种，让广大种植户受益。”
其实，科研之路从非一帆风顺，挫折与考验始终相伴。2023年，乌兰察布地区春播后遭遇干旱，部分“蒙乌薯系列”新品种出现苗不齐，甚至不出苗、发芽后不生根的问题，这让不少示范旗县的种植户产生了疑虑。“出现问题后，我们团队连夜开会，分析新品种特点和种薯情况，紧急制定应急方案。”王玉凤回忆道，随后，她带领团队成员深入一线，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在有灌溉条件的田块，鼓励大家提前中耕后补水，一步步帮助新品种顺利扎根生长，也打消了种植户的顾虑。
“2024年马铃薯晚疫病大暴发，当时接到种植户的电话，说地里的土豆全发病了，语气特别着急。我和同事们立即赶赴田间，站在地头的那一瞬间，500亩的马铃薯田几乎全田发病，农户们一年的希望眼看就要落空，我满眼都是泪水。”王玉凤说，为了减少种植户的损失，他们科研团队连夜制定详细的防控方案，现场指导农户防治，发动周边种植户联防联控，连续奋战一个星期，终于遏制住了晚疫病的蔓延。“当种植户满含热泪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保住了我们的收成’时，我突然懂了这份职业的荣誉感——我们守护的不仅是土豆，更是农户的生计。”王玉凤说。
如今的王玉凤，脸晒黑了，衣服也不漂亮了。她整天穿着耐磨的工装，头戴草帽，穿梭在试验田里。她就像田里的马铃薯，默默扎根、积蓄力量，只为结出饱满的“民生果实”。正如她所言，“看着‘蒙乌薯’走进千家万户，看着农户们丰收的笑脸，我觉得特别踏实。这份踏实，是‘中国人端稳饭碗’的踏实，是‘学农干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