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淑婧
腊月的风，到底还是吹来了。陪女儿走在街上，在明亮的橱窗前驻足，她眼睛亮晶晶地指着某件新衣：“妈，我喜欢这个。”我便点头，没有犹豫。心里却像被什么轻轻刺了一下，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老话：“腊月的水，还贵三分呢。”如今水是不必贵了，那三分钱的重量，却沉甸甸地，从遥远的岁月深处，一直坠到心上来。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离县城三十多里的村子里度过的。记忆中的小时候，一进腊月，村里的女人们便忙了起来。母亲、姨、婶娘，天还蒙蒙亮就互相招呼着，推出那擦得锃亮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空瘪的布兜，一路说笑着，消融在通往县城的土路尽头。我们这些孩子，从她们离开的那一刻起，心便也悬在了那条路上。腊月天短，日头早早地收了摊。傍晚我们一群孩子聚在村口，边玩边等，不知等了多久，当天色几乎完全沉入一种混沌的墨蓝时，先听到的，是声音。一串清脆又急促的“叮铃铃——叮铃铃——”的响声，破开凝冻的暮色，像投入静湖的石子。紧接着，便是女人们那独有的、带着疲惫却更洋溢着兴奋的谈笑声，嗓音被风吹得有些发飘，却有着暖烘烘的穿透力。“回了！回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这群“小饿狼”便呼啦啦地涌上去，将那一辆辆载着“珍宝”的自行车团团围住。母亲的脸冻得红扑扑的，看见我，眼里立刻漾开笑意，我赶紧抓着母亲的衣襟，母亲一边支车，一边忙不迭地从布兜里往外掏。几块糖或一把黑乎乎却甜得扎实的柿饼，或许还有一挂小小的、留着年三十放的鞭炮。最让人心动的，是那卷叠得整整齐齐的花布——或是红底白梅，或是蓝底碎花——那是预备给我们做新罩衫的料子，要罩在厚厚的旧棉袄外面，是腊月里能看见的、最早的一抹“新”。可这“新”却和父母无关，他们是不舍得做新衣的，母亲会说“腊月的水还贵三分呢，我和你爸还是来年再说吧！”
在我家做新衣便是父亲的事了。父亲是个沉默的、手巧的乡村裁缝。平日种地，一进腊月，家里的堂屋便成了他的“作坊”。缝纫机“嗒嗒嗒”的响声，成了腊月的主旋律。昏黄的灯泡悬在缝纫机上方，父亲就坐在那片晕红的光里，或是用划粉，在一匹匹粗布或“的确良”上画下利落的线条。或是剪刀裁剪着布料，或是机针上下穿梭，将一家人的期盼密密缝缀。他一直要忙到“响炮接神”的年三十下午，才肯歇手。我问他累不累，他总是用粗糙的手掌摩挲一下我的头，说：“过年嘛，谁不想穿身新？爸不累，还能给你们挣几个压岁钱咧。”乡邻们来做衣服，有钱的给钱，没钱的，就赊着。父亲从无二话，只在那个卷了边的小本子上记下一笔。有时，来人面露难色，踌躇着，父亲还会从自己微薄的收入里抽出几张毛票，塞过去，声音低低的：“给孩子称点糖块儿，过个甜年。”
如今，又是腊月了。风还是一年一年地吹过村口的黄土坡，可那风里，再也没有了自行车的铃声，没有了那群在暮色里翘首期盼的脏兮兮的小脸。路修宽了，房子翻新了，可人却像退潮一样，只剩下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守着空荡荡的院落和比院落更空荡的时光。年轻人进了城，孩子们自然也随着去了。村口的那些喧腾的、带着炊烟味道、混着冻土气息、盈满急切盼望的腊月日子，真的远去了，但有些东西，像腊月本身，一年一度，总会如期而至，便是那年腊月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