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杰
妻一早便下乡去了，女儿因我不许她留小辫，噘着嘴、重重摔了门上学去。我因病卧床在家，书是读不得的——服下的四种药里，不知哪一种让我头晕目眩、恶心反胃，竟像在浓得化不开的烟雾中待久了一般，只好闭着眼静养。朦胧间，仿佛又见父亲握着那支铜锅、玉嘴、紫木杆的烟斗，吧嗒吧嗒地抽着烟，烟气袅袅漫过来。
按惯例，每年正月里班车一通，我总要回乡下看看父母。可今年，我却没能坐在母亲烧得暖烘烘的火炕上，看父亲接过我带回的一两条烟时，那张清瘦又略带松弛的脸上，漾开满足的笑容。
父亲太爱抽烟了。那带着辣味的蓝色烟雾，大半辈子都笼罩着他的面庞，从未真正消散过。
早年家里孩子多，底子薄，勉强维持温饱，父亲买不起烟叶、烟丝，便在门前用石头圈起一小块地，自己种旱烟。孩童时的夜晚，穷人家的油灯总是早早吹灭，父亲蹲在地上，握着烟斗点燃，那忽明忽暗的烟火便如星光般在暗夜里闪烁，间或还能听到他因烟味诱人而咽口水的声音。一锅烟吸完，他便在鞋底上邦邦磕几下，抖落烟灰，再从那个羊皮缝的烟袋里，满满装上另一锅，用大拇指按踏实，继续抽起来。
后来家境渐渐好转，父亲不再种旱烟，改拿素油、粉面或莜面去换“大叶子”烟。那烟叶黄澄澄的，用烟茎捆成行军包似的方捆，闻着有股莫名的清香。父亲把烟叶重新加工一下，装在用纸筋做的瓮中。代替羊皮烟口袋的是一个装过午餐肉的铁盒，他经常跟我要用过的本子，裁成窄纸条。闲暇时，他就把碎烟叶均匀撒在纸条上，轻轻一卷，舌尖小心翼翼地舔舐一边，沾些唾液，用面部把接口“熨”平顺，一支卷烟便制成了，被美滋滋地叼在嘴里。
庄户人的冬季漫长而悠闲。晚饭过后，我总跟随父亲到同村一位远房奶奶家“说书”。每次去，屋里早已挤得满满当当，都是等候听书的乡亲。大家急忙把我们让到火炕中央，刚坐稳，一支支香烟便从头顶上、人缝里递过来、抛过来。我把烟拿到油灯下，仔细辨认着上面的品牌：梅花、骆驼、恒大、大前门……挑出最好的递给父亲，他惬意地吸了几口，清了清嗓子，喧闹的屋子顿时静了下来，只剩下火炉上炖茶水的铝壶，发出咝咝的声响。
父亲只上过几天“民校”，可他会说的评书，却比我看过的小人书还要多。我能叫上名的有《呼延庆打擂》《刘罗锅访山东》《薛平贵征西》《水浒》等。冬夜漫漫，父亲的评书也说得绵长，一回接着一回。讲到精彩处，听众们又纷纷把烟递过来。那时候，烟可是稀罕物，一盒烟揣在怀里摸来摸去，即便揉得像枕头似的，人们也舍不得抽完。父亲也格外珍惜，一支烟抽到底，并不把烟蒂熄灭扔掉，而是把它接在另一支烟上，继续抽。昏暗的油灯下，父亲的脸庞渐渐被蓝蓝的烟雾裹住，随烟火明灭时隐时现。我总被烟味熏得头晕恶心，便蜷缩在炕角，伴着父亲抑扬顿挫的说书声，渐渐坠入五彩缤纷的梦境。往往一觉醒来，父亲还被浓浓的青烟笼罩着，周围依旧围满了“书迷”。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变迁，家乡也悄悄变了模样。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探亲，总忘不了给父亲带几包烟，他接过去时，眼里总闪着亮光。
岁月的风沙无情地侵蚀着父亲的身体，还没到六十岁，他的身体便每况愈下，尤其是每天早晨起床，总要剧烈地咳嗽半天，一大口接一大口地吐痰。我带父亲去县医院检查，确诊是支气管炎。大夫一脸严肃地警告他：“要想多活几年，必须戒烟！”后来我也劝过父亲好几次，可他总有一堆歪理：烟能消闲解闷，能结交朋友，甚至还能减乏驱寒。
从那以后，我回家带的不再是烟，换成了水果和营养品。可父亲对这些，总显得漫不经心。只有每年正月，我破例给他带回一条烟时，他那张刚刮过胡须、更显清癯的脸上，才会露出舒心又满足的笑容，像极了当年油灯下，被缭绕青烟映亮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