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笃
作为早年在“榕树下”从事网络写作的作家，萧南的小说很好地打通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壁垒。从我认识他那一年算起，他一直在尝试着改变，从校园青春文学到历史小说，再到这部哲思小说，最终实现了一个作家从最初的试探性写作，到今天的成熟性写作的转变。身为公务员的萧南，平日里在忙于公文写作的同时，还能兼顾文学创作，实属不易。当然，他能在公文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也恰恰折射出他具备优秀作家的品质。
在作品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深深地吸引了我，“本书是寻找爱和希望的故事，也是关于‘一带一路’的哲思小说。”“爱与希望”作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早已司空见惯，但将其与“一带一路”融合的写法，尚属凤毛麟角。
事实上，这是一部探讨旅行的小说，也是一部寻找生活之镜的小说。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过，“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从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旅行意味着去他乡寻找更多可能性。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压抑、焦虑的时代，许多人会选择旅行来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沿途的风景是可以治愈焦虑的，可以将个体从自我的精神困境中解放出来。小说中呈现了三重焦虑：其一，顾之风背负着精英阶层的存在主义焦虑；其二，安琪承载着原生家庭破裂的情感创伤；其三，张露则隐匿着与九色鹿传说相关的精神执念。不难想象，背负着精神压力的他们，在“一带一路”上相遇，绝非偶然，其中隐含着某种文化必然。
公路小说通常以主人公在公路上的旅程为主要情节线索，通过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经历的事件以及遇到的人物来展现故事。它融合了旅行、冒险、成长等元素，强调在路上的体验和对人生的思考。《风之语》通过主人公顾之风与五岁女孩安琪的跨地域旅程，试图在奔驰的越野车与散落的文化密码之间，找到“公路世界”的文化要义与历史图景，进而完成一场关于文化寻根、人性救赎与文明对话的深刻探索。从大的方面而言，《风之语》以个体观看的角度，审视丝绸之路历史基因的当代密码，同时也在回应全球化语境下个体生存的困境。
书中作家写道，“旅行，是心灵流浪的一种方式；它是孤独者的选择。”的确，旅行恰是这部小说的灵魂，它以动态的方式诠释生命内部的张力，来缓解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是寻找乌托邦的可能性路径。小说采用双重视角的叙事方式，注重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的互补，如此一来可以将“一带一路”沿线所遇到的戈壁的荒凉、草原的辽阔、古城的斑驳，作为反思现代性困境的双重镜像。尤其是五岁的安琪，以天真无邪的儿童视角看待世界，成功消解了成人的生命之重。她对“太阳那边”的追问、对九色鹿救赎逻辑的困惑，形成对成人理性思维的温柔解构。当她用稚嫩的声音，轻声哼唱《龙的传人》，此刻的童谣不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成为文明基因代际传递的声波载体。在她眼中，九色鹿并非单纯的神话图腾，更代表着那些没有被功利主义侵蚀的纯真信仰。无疑，作家恰当地使用了儿童视角，其目的是使这次旅行的意义变得更具乌托邦意味，同时也以轻盈的姿态将“一带一路”沿线的历史厚重落地，这样使得成人视角下的污浊、苦难、悲悯变得轻盈而自然。
诚然，《风之语》的深层价值在于对现代文明病症的诊断，在于个体对自我的救赎以及灵魂的洗涤。顾之风对“鲁滨逊式自由”的向往与张露对九色鹿的执着追寻，无不折射出他们对理性社会的无声反抗与对生态伦理的渴望。在小说内部，作家注重细节的描写，多次提到敦煌月牙泉的水位下降、草原塑料地膜的风化、深山老林的过度开发等现象，意在制造一种现实的粗糙感与拒斥感。现实与理想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生态之殇，跃然纸上，发人深省。
小说以“寻找九色鹿”为主要线索，串联起“一带一路”沿途的历史遗迹以及当代图景，重构了“九色鹿”的当代意义，使得“九色鹿”更具神秘色彩的同时，凸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同时，作者通过巧妙地设置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汽车爆胎、误入警局、牧场狩猎等，很好地衔接起整个故事链条。
作品独特的叙事架构，在公路小说的形式中注入了深沉的文明忧思，彰显了一位优秀作家现代性审视的能力。毫无疑问《风之语》中这场跨越地理与心灵的旅程，既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艺术化解读，也是对当代人精神困局的回应。杰克·伦敦曾指出“我写作的目的是表现人生，并尽我所能将其表现得生动真切。”我们相信，萧南的写作一定是在诠释自己的人生，以及那些无法释怀的旅行之梦。他在不断地挖掘隐藏在“物”背后的世界，力图在文明褶皱中找到自我的精神图腾以及那些被遮蔽的生命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