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
长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建筑，也是军事防御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历经漫长岁月沉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文化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长期既冲突又融合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而长城正是实现这个整合过程的交汇线，也是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
位于漠南晋北的丰镇，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疆，是内地经济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转移的过渡地带。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在这里汇聚与融合，长城在此留下了深重的印记。丰镇西北部有秦汉长城，北部有明代前期的大边，中部有成化长城，南部有嘉靖长城及北齐长城，五道长城横亘东西。丰镇境内密集分布的长城不仅扮演了军事防御的角色，而且见证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长期融合之路，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础。
通过行政建制实现对长城带的有效管理
丰镇境内现存长城遗址包括秦汉长城遗址和明长城遗址，其中明长城遗址保存较为完好，丰镇境内留存3道明长城遗址（现分别称头道边、二道边、三道边）。明朝从洪武到正统时期，修筑了东起天成卫大尖山（今河北怀安县渡口堡乡西北部总镇台附近），西到朔州卫崖头墩（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县城北山上），全长758里的大边。明长城的建立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和入侵。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撤销丰川卫、镇宁所建制，改设丰镇厅（亦称马厅），厅所设在丰镇（今丰镇市城区），隶属大同府管辖。丰镇“游牧地—卫所—理事通判厅—理事同知厅—抚民同知厅”的变迁，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也反映着明清两代不同的地理格局。丰镇所在的晋北地区，作为明代对外防御的桥头堡，逐渐化为清代的州县体制，地方管理功能也发生了改变。清朝更改行政建制，加强了对长城内外的管理，是积极的开发边疆的策略。
长城带的经济交流促进了长城内外民族间的多维互动
长城内外既有开展种植为主的农耕经济也有从事畜牧为主的游牧经济，两种经济形态在长城带得以交汇。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有所不同，然而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可以互相补充，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生产方式。
“隆庆议和”为这两种经济形式的融合提供了契机。公元1571年的“隆庆封贡”仪式在今丰镇市南城区东南的晾马台上举行。隆庆议和、俺答封贡后，在大同得胜堡边外地（今丰镇市境南）开设马市，称得胜堡马市。后又陆续开设岔口、红山、铧尖墩等处马市，最多时沿长城一线开设马市70余处。互市交易的物资大都是蒙古族以马等畜产品换汉族的布帛、粮食、茶叶、食盐和日用品。当时马市的最大贸易是汉族买马，蒙古族买梭布。明万历初年，蒙古三部共有人口30余万，平均每人可得梭布约1.5匹，极大地改善了蒙古族“岁无二衣”的状况。通过马市塞北蒙古民众出售的马匹也给明王朝和内地人民以极大的支持。“隆庆议和”既为汉蒙两族带来了封贡互市形式下的友好往来，也保证了边境长期安定，出现了“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的和平局面。随着集市的发展，长城边商依托边口贸易，开始走向草原深处，形成了清代独具特色的旅蒙商，也为长城沿线一些“买卖城”的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如丰镇内建设的商贸小镇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交易作用，直到今天，得胜堡的民众日常的购物、庙会等都以这类小镇为中心。另外，内地的一些传统民间信仰也随旅蒙商人一起传入，丰镇的牛王庙（正名灵岩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极具代表性。
形成长城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格局
长城的选址既要考虑军事备战功能，也要满足军民的日常生活。因此，长城多选在河流水源充足的灌溉区域。长城优质的生活生产环境既吸引着汉民在此定居繁衍生息，也吸引着游牧民族不断南移。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相互吸收借鉴对方的生产习俗，在相互交往中，牧民学会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汉民学会了牲畜的畜养技术和畜种选择技术。双方还相互吸收了对方的一些粮食作物，还创造了交融互渗的饮食习俗，如今知名的“丰镇月饼”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长城带的地理环境为民族的融合创设了客观条件，为不同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由于自然界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各种原始的生存斗争和现实的自我发展的需要，民族的迁徙是经常发生的，他们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也就带来了文化的移动。沿长城带多元民族的碰撞交流带来了民族之间的大规模迁徙，民族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自秦汉起，匈奴、东胡、鲜卑等各民族不断来到长城沿线，同这里的汉族交往相处。与此同时，大量汉族也进入大漠南北等地，形成了各民族大混杂的局势。
各民族间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但也会形成合作，根本特征是走向融合，而长城带是民族融合的纽带。元顺帝退居漠北后，大明王朝与北元在北疆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长城成为汉蒙两族的交往纽带，明嘉靖三十年，在丰镇垦种的汉民已达十万人，与蒙民互通有无，两族民众的交流和交融进入新阶段。不同族群共同生产生活，从而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民族相互交融的亲缘关系。
长城的修筑为长城带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标志性地理空间，长城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实现，交错杂居的民族格局得以形成。长城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纽带，促使民族间的共同性日益增多，差别性逐渐缩小，逐步完成了民族融合。
（作者单位：中共丰镇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