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传助
赵海忠创作的长篇小说《匠者》以对乡村匠人群体的细致勾勒，高度还原了四五十年前的农人百态，展现了其故乡——乌兰察布在时代发展中积淀的文化底蕴、传统习俗和精神风貌，绘就了一幅极具北疆风情和北疆气脉的乡土画卷。
作者以广博的见闻和丰富的乡村体验，详细刻画了画匠、鼓匠、木匠、铁匠、皮匠、泥匠等民间传统匠人的不同形象。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手艺技能、生产方式和存在意义，却又彼此依存和相互影响，形成交织聚合且动态流变的生态系统。作者用细腻的白描笔法，不厌其烦地描述了不同匠人的手工作业过程及作品风格，结合对匠人日常生活的生动叙述，既呈现了乡村传统手工艺的特殊魅力，又展示了当地农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及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赵海忠在书写匠人，也在书写乡愁，书写文化。三十三万字的体量，将不同形态、性质和功能的手工艺串联起来，又将蕴藏与根植在乌兰察布的节日习俗、饮食文化、民间歌谣、传统娱乐渗透其中，使得小说在写人、写事、写景、写情的同时，兼具文化传播的功能。二十二个章节，构成一套循迹传统手工业知识的科普导航系统，为北疆文化等学术研究提供了另类“管道”。这些匠人以及不同生产方式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乌兰察布人民为适应当地人文地理作出的实践与探索，其手工艺与当地自然风貌和社会生活水乳交融，据此展示的生存智慧、技艺才干、审美情感和创造性实践皆构成北疆文化的肌理，成为北疆文化的活态呈现。如将匠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作为切入点，探索和认识北疆文化就有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小说通过对匠人群体的深切观照，在呈现乌兰察布文化生态特点的同时，也竭力探寻乌兰察布人民在栉风沐雨中建设家园的精神密码。“杏村”的历史不长，其建村的历史就是迁徙与融合的历史。迁徙与融合铸就了依“杏”而居、能人巧匠层出不穷的村落组织。从满目荒芜到生机盎然，不同籍贯不同命运的人物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其生态关系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独特面貌。杏村的先人各姓“牛、马、羊（杨）”，因“逃难垦地紧靠杏林东畔立村，后怕作害杏林东移二里。”这似乎构成一种隐喻——“牛、马、羊”是乌兰察布高原物态的形象组成，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人格象征。
小说不只书写了农村，还书写了牧区，书写了“赶羊趟子”“打草帮工”等久远的农牧人互助生产生活场景。农牧民之间的帮工及互惠积淀了各民族间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友谊基础。“哈斯”作为牧人的形象代表虽出场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其豪爽正直大度的形象既符合人们对牧人的固有认知，又因其幽默有趣的言谈举止成为文学体系内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哈斯”在全书着墨不多，但不可或缺。正是这一形象的穿插其中，使得宏大叙事浓缩在微观故事中，作者举重若轻地述说了一段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燃情往事。
虽在书写往昔，却没有厚古薄今。作者有对已逝岁月的缅怀和纪念，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期许和祈愿。他没有对工业文明取代传统手工艺作简单的价值批判，也没有陷入后工业时代的集体焦虑。只是通过民间博物馆的设置告诉人们即使某些物质形态消失了，但其超越物质形态的意识和精神却生生不息。来自乌兰察布高原的器物静静地踞守于上海一隅，成为传统手工艺场景再现的视觉标志。诸多匠者的劳动工具和产品被艺术化地留存下来、珍藏起来、展示出来，那些陈列在上海民间博物馆的手工艺实用品在接受他者目光检阅和审视的过程中有了某种精神性，闪耀着迷人的光辉。民间博物馆这一文化空间也不再只是历史发展的见证，还成为珍贵的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文化资源，成为北疆文化的传播媒介和联结民族情感的纽带。
作者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凭借多年沉浸乡土生活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回顾和梳理了他所熟悉的乌兰察布乡村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藉由对消失与半消失的乡村传统手工艺的经验表述，对生活在乌兰察布大地上的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智慧进行了深入挖掘，也藉由对民间手工艺创作的审美观察，实现了地域和历史双重维度的文化检索。作者的本土经验为书写当地文化铺上了温暖的情感底色，而作者的职业抱负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实现了对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美学精神与济世情怀的传承与弘扬。
全书最后一章是“归去来兮”，将“原乡”和“还乡”这两个乡土文学语境的重要概念结合起来，释出“乡愁”这一文学范畴的永恒母题。作者不动声色地书写了匠人们游历过大都市后的身体、精神和情感回归。“一个小时过后，内蒙古高原进入人们的眼帘，机上看去，山川起伏，连绵不绝，犹如惊涛巨浪，展现出恢宏的气势。”至此，作者再次将审美对象放到了故乡北疆之上，再次确立了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由此真正踏上了地理的、文化的和精神的返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