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江毅
我是个野蛮人，也是小孩。我立于深渊旁，却不跌入其中。
——高更
1903年5月8日，饱受争议的法国后印象派代表画家、雕塑家高更死在他魂牵梦绕的塔希提岛（大溪地）。
关于塔希提岛，当地人们称之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高更在散文集《诺阿诺阿》是这样描述的：“南纬17度，夜夜都是美的……岛上的湖泊鲜艳夺目，树木郁郁葱葱，土地闪烁着流金与阳光的欢乐”“塔希提岛的夜晚静谧得让人惊异，连针尖落地的声音都没有……土著们赤着足，他们行走的时候宛如幽灵。”高更生活在塔希提岛，就像鱼儿畅游在海水，仿佛生活在自己的世外桃源一般，早已忘记自己从何而来。
35岁那年，事业稳定、家庭幸福的中年男人高更毫无征兆地辞去贝尔丹证券交易所的职务，狠心抛下娇妻和5个孩子，漂洋过海来到塔希提岛，以便能整日绘画。在塔希提岛，他学土语，随土俗，整日与那些赤身裸体、只在腰间围一块布巾的土著人为伴，完全过上了野人般的生活。
按照常人的揣测，高更匪夷所思的逃离必定是有原因，引发大家的无限遐想。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创作的《月亮与六便士》，以高更为原型塑造了追寻虚无缥缈梦想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书名以月亮象征理想，以六便士象征世俗生活，最经典的一句“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时至今日仍然能触及文艺青年内心的柔软。
然而，逃离围城的高更，进入了更大的围城。像大多数画家一样，家人的唾弃、社会的非议、作品得不到人们认可，高更的后半生更加失魂落魄。高更的所作所为似乎也不值得世人同情，他在塔希提包养多个情妇染上梅毒，与水手殴斗导致踝骨受伤。尤其被人诟病的是，他与梵高产生争执，间接使梵高失去了一只耳朵。1903年5月8日，高更在贫困交加中去世，没有家人和亲友前来送行、哀悼、收尸，被草草埋葬在一座无名公墓。对于这样惨淡的人生落幕，高更仿佛早已有预感，他在《诺阿诺阿》中写道：“对未知的欲望，恶念的苏醒，在我仿佛预感到这是一种罪。”
即使高更已经认罪，人们并不打算原谅他，相比于梵高，人们对于高更的偏见更深。高更死后120年里，以高更为主角的文艺作品少得可怜，较正式的仅有《门口的狼》（The Wolf at the Door）和《找到天堂》（Paradise Found）。他似乎只能以配角，甚至常常是反角的身份出现在《梵·高传》（Lust for Life）和《梵·高与提奥》（Vincent & Theo）等众多以梵高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幸好，高更在生前为自己写了一本小传——《此前，此后》，使我们有幸从这位疯狂画家的只言片语里，窥见他天才内心的苦痛和挣扎，理解他狂热追求艺术的起源与终结。
阅读高更，常常有一种错觉，疑心徒生：他为何要逃离安逸稳定的生活，奔向不可触摸的艺术世界？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画作找到一丝端倪。1897年4月，高更创造了他一生中的巅峰之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这幅曾经拍卖出天价、拷问灵魂的画作，糅合了高更一生的追问“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画中从婴儿到老人，象征着人生老病死的命运，高更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我们都是野蛮人，也是小孩，所有人都会生老病死，人的一生仅此而已！
对一个100多年前的人，我们习惯从俯瞰的角度，用现代的目光居高临下打量他，肆意地评价他。但是，倘若高更的灵魂还在，也许会反问嘲讽他的人：理智的你，现在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