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雷
单位举办文化讲座，从高校请来一位老师。老师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接近正午，因为开的车在偏僻的地方抛锚了，想方设法搭车来的。一来就很诚挚地向我们道歉，然后讲课。
讲了不久后，台下的人坐不住了，一个个先后溜出去，再也没回来。有的是赶着去学校接孩子，有的啥事也没有，只是对文化讲座没兴趣。还有的，是几个人一起约着去下馆子。
组织活动的人先前被老板喊去做别的事了。讲台上，只有老师一个人。
讲堂里的人，越来越少。
最后，只剩下我自己。窗外石榴树上麻雀喳喳叫了几声，也算是台下的听众。
但老师还是讲得很认真，一点儿也不敷衍。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水也顾不上喝一口。
那天，老师讲完最后一句后，下了讲台朝我走来，老远就伸出手，我迎上前去，握住他的手。
此刻，他是最好的讲授者，而我，是最好的倾听者。我们都从对方那里，得到足够的尊重。
这种尊重，是弥足珍贵的。
这种尊重，是母亲教给我的。
我还是七八岁的时候，冬天，村里来了位盲艺人，说书的，抱一把二胡，到了故事高潮时拉一下，唱上几句，提提大家的兴趣。
一开始台下的听众们，都还兴致盎然。但后来，这种兴致被雪破坏掉了。雪下得并不大，只是冷不丁地掉下几个雪粒子，钻进人的脖颈里，冷嗖嗖的。但天是越来越冷了。
有人搬了板凳离场。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台下没几个人了。我对母亲说，咱也走吧，太冷了。母亲说，你先走吧，我再听一会儿。
回到家里，我抱着火炉，把自己烤得暖暖的，然后在灯下看小人书，看了五本了，母亲居然还没回来。
我便去找。
老远就看到，村委大院空旷的场地上，一盏白炽灯寂寞地亮着，一团惨淡的光罩住台上的盲艺人，还有台下的，我的母亲。这场景，就像是我小人书里的一幅图画。
盲艺人的声音依然很高亢，我在这边就听到了。
我没有走近，远远地靠着一棵树看。
等到盲艺人最后一拍惊堂木，说了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母亲站起来，使劲鼓掌。盲艺人站起来，向母亲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家的路上，我抱怨母亲，天这么冷，您干嘛非守在那儿不可？就算你走了，台下一个人没有也没啥事，反正他又看不到。母亲却说，他看不到，但耳朵可以听到，心可以感觉到。
我知道，母亲其实只是想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他，我在，你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