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雪云
在天堂般的杭州，苏东坡有诗有酒，有好友。那是怎样的一种惬意生活啊！可生活不总是如诗如画，生活就是生活，普通人需要解决柴米油盐，心怀天下之人必要兼济天下苍生。于是，作为诗人的东坡先生，他的笔下，流出的不全都是启人灵思的山水诗，荡气回肠的爱情诗。那诗里隐隐弹奏的是一种忧伤之调：“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那隐忧的背后是因无力还债、贩卖私盐正待审判的囚犯，是蝗灾过后忍饥挨饿的百姓。于是在他朗朗的笑声里，我们也听到了怒吼和叹息，还有讽喻和同情。如《吴中田妇叹》中写道：粮食眼看要成熟，可一场秋雨秋霜灭了百姓的希望。在无奈痛苦中还是要抢收，拉到集市上去卖，以应对强加于身的贷款。可《青苗法》规定还贷只要钱不要米，于是米多价贱，苦了百姓。只为应对眼前之苦，贱卖也得卖，“虑浅不及明年饥”——明年再说明年事，先顾眼前灾，走一步挨一天吧。满腹的同情和怨言充满整首诗歌。也许有对变法的偏见和不理解，但对陷于水深火热的百姓却寄予了满满的同情。那颗赤子之心再一次坦率地表露无遗，虽明知他的诗会很快传到京师，却毫不在乎。这，就是苏东坡！
“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一生的分水岭。当其在监狱里待了四个月又十二天，出狱时，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感受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积习难改，赋诗两首，其一：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名声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
诗中虽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释然，却又犯了忌讳，连他自己都掷笔自嘲曰：我真是不可救药！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离开京都，启程前往被贬之地——黄州，即今湖北黄冈。在宋朝，它只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小镇。苏轼在此任团练副使，且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团练副使是何官职？说白了，就是地方上一民兵自卫队副队长。死里逃生的苏轼，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及自己的个性。在写给弟之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可见，四个月的审判，让他心有余悸，考虑自己的个性如何才能得到内心真正的安宁。于是，尊儒的他开始转向道教及佛教。
“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人类尽其职责义务。”所以，人不可以完全对社会弃之不顾。可又要在宗教中寻求内心的安静，在佛教中达到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这一对矛盾体，让苏东坡颇为为难。但黄州艰苦而简单的生活最终让他得以解脱，内心变得豁达而强大。
初到黄州，太守礼遇，将其一家安顿于驿亭——临皋亭中。别人对此沛然失望，而他却对这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当其“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天相接，一片苍茫。”诗人的内心焉能不静？
静心之下，还有数张嘴需喂饱。生活固然困难，但也要从容度过。在《答秦太虚书》中：“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从此信中，我们能感到其生活之拮据。曾经的大文豪却要为此小事忧思谋取。叹惋中却又窥见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活在普通生活中的人。“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时光。”有时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却“自喜渐不为人识”。从名满天下到无人认识的凡夫俗子，是遭大难后的心灰意冷吗？非也，这恰恰是经过炼狱般的折磨后的脱胎换骨；是人对自我认识的最高境界，忘却一切名利及所有浮华的东西。为生活计但不为名利累，亦不为人识而自喜，这才是真正的豁达和超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