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于秀霞
街头漫步，被烤红薯的香味吸引，当即买了一块边走边吃。薯汁流在手上黏黏的，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家乡的红薯，想起了冬天那口储存红薯的地窖。
冬窖也叫地窖或窨子，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鲁西地区的农村随处可见。它们通常是竖井式的，深度有四五米，整体就像个大肚花瓶。冬天窖内湿度稳定，温度保持在5℃左右。窖子不仅是红薯的窝，更是撑着一家人熬过整个冬天的粮仓，甚至还是家境好不好的象征。谁家的冬窖大，说明谁家的收成好，日子过得殷实。
那时每到秋末，当最后一群大雁飞去南方，田里的红薯就该刨了。一车一车拉回家，再一筐一筐地下到窖里。这时候的地窖最热闹，里面不光藏着红薯，萝卜、土豆和白菜都整整齐齐地码在窖角。
当年日子过得挺紧巴，农家的餐桌上食物很单一，红薯就是家家户户最靠得住的主食，而桌上撑起半边天的红薯，皆来自那口冬窖。
下到窖里去拿红薯，对我来说是最有意思的事儿。每次看到地窖的盖子被揭开，我就知道该下窖捡红薯了。盖子揭开晾上大约三两个小时，散一下地窖里的浊气。随后母亲用绳子拴着我的腰，把我顺进地窖里。我双手紧攥绳子，用脚小心翼翼地踩着窖壁上的一个个凹窝，慢慢往下挪。
母亲站在窖口不住地唠叨：“慢点下，不着急，到底了喊一声。”越往下走里面的光线越暗，当脚尖触到窖底泥土的那一刻，我的心也落到了肚子里，此刻窖口在我的头顶缩成一个光圈。
站在窖底需要适应一下才行。不一会儿，就发现我被红薯包围了。胖乎乎的红薯正挤在一起酣睡，像一群光着身子的娃娃。我蹲下身子，把红薯一个一个放进筐子里，拾满一筐，便扯着嗓门冲着那一线光明喊“满了”。话音刚落，箩筐便晃晃悠悠地升起来，眨眼间就没影了。
等待的时候也不能闲着，挑一块模样俊俏的红薯，在衣襟上蹭去泥巴，放进嘴里“咔嚓咔嚓”一顿大嚼。啃完红薯还有事做，那就是仰着头在窖壁上画画。先画只鸭子，再画个小船，最后画朵红薯花。想起课本上的敦煌飞天，也要画一画。反正没人管，想咋画就咋画。有时候还扯着嗓子唱歌，歌声被闷在地窖里，潮湿又沉重，听起来有点儿陌生，好像身边有另一个我似的。
刚出窖的红薯在大盆里洗干净，放在铁锅里烀。熊熊的灶火调皮地舔着锅底，灶台上的蒸汽像天上落下的云，顺着窗户向外钻。屋子里弥漫着红薯的甜味，我们几个孩子在锅台边转来转去，使劲吸着鼻子闻，馋得直吞口水。母亲总笑我们是一群小馋猫。等红薯熟透，一人捏一块，在手里颠来颠去，顾不得烫嘴，迫不及待咬一口，软糯香甜，把人直接甜迷糊。
这样的日子，从初冬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最后一次下地窖拾红薯，在清明节前后。天气逐渐转暖，该育新一年的红薯苗了，母亲再次把我顺进窖里，拣出所有的红薯，摊在田垄里等着冒芽。到这里，地窖就算是完成一年的差事，可以放心地休眠了，窖口被盖得严严实实，安静地等待新红薯的到来。
如今的鲁西老家，早就见不着地窖了。它们要么被填平，要么荒废了。村里种红薯的人越来越少，红薯从餐桌上的主角成了点缀，啥时候想吃随时都能买到。
我手里的烤红薯吃完了，红薯的香甜残留在唇齿间，心头似乎空落落的。老家的那口地窖，童年的那缕薯香，还有围着锅台盼吃的馋样儿，都成了我心底的记忆。偶尔在梦里，我还会下到窖里，看窖壁上开出的一朵朵小花，飞天女子翻飞的长袂，而红薯们依旧挤成一团酣睡。仿佛我的童年从未离开，一直藏在大地温暖的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