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治学
很多年前，记不起是哪家文学刊物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遥远的库布其》，文章讲述一个发生在库布其沙漠的悲伤故事。当时沙漠题材的作品比较少，引起一些反响，也得到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刘庆邦老师的肯定，说它“很有小说的味道”。
得到文学大家的称赞当然高兴，然而更引起我思考的是庆邦老师的“味道”之说。一般而言，味道是人的器官对于某种物质的感觉与体验，可以进行细微的描述。对于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而言，“味道”却是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说的感觉，“回味无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这样，庆邦老师对我作品的评价，就不单纯是肯定，更是鼓励和期待，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无论是历史题材的《结义兄弟》《河祭》，煤矿题材的《亲仇》《祸水》，新冠疫情期间创作的《永诀》，以及获得“乌金奖”的《永远的大青骡》等小说，让作品“耐人寻味”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
写小说是讲故事，对象是读者。当你决定进行创作时，不必太在意将来会有多少人看到它，对自己形成心理负担。一件作品完成并且发表了，实际上它已经不再完全属于作者，决定它命运的是读者。作者真正努力去做好的应该是创作的过程：构思动人的故事，设计生动的情节，塑造鲜活的人物，选择只属于你的小说语言，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件渗透作者心血的艺术品。
我认为，作品从构思到完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许多人热衷追求的所谓“技巧”，而是作家的良知和灵性。良知是良心、修为、德行；灵性是禀赋、悟性、灵感。作家与旁人的区别在于，从平凡琐碎生活中感悟真谛，从复杂莫测人性里发现光亮，在漫漫荒原上探路寻径，仰望深空奋力探取那颗最耀眼的星辰……
写到这里，我说说《遥远的库布其》的创作历程：我虽然不是鄂尔多斯本土人，但是18岁以前的大部分时光在那里度过。鄂尔多斯是个历史厚重、风情独特、景象奇异的地方，山脉、河流、湖泊和草原分布境内。广袤的毛乌素沙地覆盖鄂尔多斯南部及陕西榆林地区；著名的库布其沙漠横亘鄂尔多斯北部，与河套平原和乌拉山隔河远望。
我是个自然主义者，认为世界万物皆有其客观存在的合理性，都具有其无与伦比之美。即便在别人眼里干旱、枯燥、荒凉的沙漠，也有它独特的魅力。我对沙漠并不陌生，内心充满赞美、敬畏、恐惧等诸多感受，总想写点与沙漠有关的东西。
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的人，心里或多或少会对那个特殊时期留下抹不去的印记。当时我是一个中学生，动乱的环境中无法正常学习，让人惶恐不安的事情常常发生。
著名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座大山足以压垮一切，甚至摧毁一个时代。当时我虽然只是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但也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领教了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丑恶，它让我过早成熟，形成桀骜不驯、嫉恶如仇的性格。多年后我开始考虑写小说时，埋在心里许久的冲动想把它写出来，以宣泄我心里的愤怒和不平，这就是《遥远的库布其》的创作初心。
我追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认为它最适合我对生活、命运、人性等的理解和表达。小说《遥远的库布其》不完全是虚构，有真实的历史线索可循。我选择库布其沙漠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是它辽阔、雄浑、苍凉的自然环境，有利于故事铺垫展开，有利于人物性格塑造，也有利于营造震撼人心的悲剧氛围。
为了增强叙事性，我选择用第一人称的方法，亲口讲述发生在库布其沙漠的两个蒙古族青年男女贡布和斯琴身上忠贞不渝的爱情和他们的悲剧结局。“我”就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通过一系列情节的展开和细节的描写，努力让故事入情入理、真实可信。故事里贡布、斯琴所代表的勇敢正直善良与奇达赖所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抗争和较量，最终同归于尽。
在这里，我不是主观臆造一个悲剧故事。上面已经讲到了，小说有历史真实线索可循，那是一个催生悲剧的年代。其次，随着故事演进，几个人物性格的表现，悲剧结局已经无法避免。主观上我希望贡布和斯琴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但是作为作者我又做不到，只能无能为力看着悲剧发生，因为故事里的“我”同样只是个极其渺小、微不足道的人。
作为早年创作的一篇再平常不过的小说，《遥远的库布其》确实已经遥远了，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当年创作时的情况，但是那个故事一直铭刻在心，永不磨灭。我对沙漠的情怀没有随着时光流逝淡化消减，常对它怀有感恩之心。几年前应朋友之约曾深入乌兰布和，偶然机遇又引发了我对沙漠的深情呼唤，即兴创作了诗歌《驼盐古道》，后被朋友作曲并传唱，有人说那是乌兰布和沙漠的第一首歌。
其实，我对沙漠的感情一直在延伸。圈里几个文友知道，我构思多年仍以库布其沙漠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业已完成，静静放在书桌两年了，掂量几次下不了投稿的决心。也许有人会疑问，一个中篇至于这样吗？我只能说，我要为它的命运负责，就像我庄严承诺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