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杨星灿
今年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于文中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于文中小时候是原桌子山矿务局职工子弟小学附属初中班的学生。1961年，我曾经教过她们班的语文课。今年4月16日，《乌海日报》故事专版发表了我写的《难忘那个初中班》的文章，文中记述了1961年秋季开学后不久，张兰茹、杨淑智、于文中等几个女学生悄悄给我拆洗被子的事。当年那个班的学生杨广超，现在家里有一份《乌海日报》，他看了这篇文章后，便把几个女同学给我拆洗被子的事告诉了于文中，于文中又通过杨广超查到了我的手机号码，于是便给我打了这通电话。两部小小的手机，把远隔千山万水的北京与乌海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一位年近九旬和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电话里又重温60年前那段令人难忘的师生之情。那时她们还是十五六岁天真活泼、稚气未消的小姑娘，如今已是七十八九岁的老人了。斗转星移，岁月不居，回首往事，仍令人动容，感叹不已。
无独有偶。今年7月下旬，我突然又接到一个女孩子打来的电话，说她是从《乌海日报》编辑部查到我的手机号码的。她说，她爷爷是我的粉丝，想和我取得联系。我愣了一下，惊讶地问：“你爷爷是谁呀？”她说：“我爷爷叫杨寅兴，今年80多岁了，是乌海市第一中学的退休老师。”我“啊”了一声说：“我知道你爷爷的名字，欢迎他和我联系。”我为什么知道“杨寅兴”这个名字呢？1997年我参加编写中共内蒙古党史系列丛书《乌海的开发与建设》时，在我撰写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乌海市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个专题里，列举了19位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的名单，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杨寅兴，所以，我对这个名字至今记忆犹新。
那么，杨寅兴为什么成了我的粉丝，而又急于和我取得联系呢？事情是这样的：今年7月16日、7月21日，《乌海日报》故事专版连续刊登了我写的《“进京”赶考》和《回忆我当校刊编辑那几年》两篇文章。杨寅兴家里有《乌海日报》，他看了这两篇文章和之前发表的我的其他一些文章，有很多感想，想和我谈一谈。在他孙女给我打电话的当天下午，他就拨通了我的电话，两人推心置腹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从交谈中我得知，杨寅兴出生于1938年，比我小一岁，和我是山东老乡，也是1952年上初中，1958年高中毕业，由于家庭等诸多原因，考大学时没有被录取，后来来到海勃湾，当了中学的英语老师。杨寅兴与我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大体相同的人生经历。他读了我的文章，感同身受，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由上面两通电话，引发了我对一些问题的联想：
联想一。现在，我们正处在科技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信息传播以及人们交流的方式与手段多种多样、快捷方便，与过去只靠书信、电报传递信息的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我和于文中分别60多年后，能这么快地取得联系，而且能在这么远的两地直接对话，如果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是不可能做到的。
联想二。毛泽东在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觑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乌海日报》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中，起着“牵线搭桥”和纽带的作用。试想，如果杨广超、杨寅兴家里没有《乌海日报》，就看不到我写的文章，两通电话也就无从谈起。在这里，我还要为《乌海日报》的发行工作点赞。
联想三。《乌海日报》自1981年正式创刊以来，我一直是它的忠实读者和积极撰稿人。几十年来，特别是我退休以后，《乌海日报》和它原来的晚报版，给我刊发了大量的“本土追忆”“本土讲述”“本土声音”等专栏文章，让我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充实。我与《乌海日报》结下的难以割舍的笔墨情缘，是我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一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