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喜
清晨翻出父亲的老皮袄，煤灰簌簌落在地板上。那些细碎的黑色颗粒在阳光下跃动，恍惚间像是父亲年轻时的眼睛，在八百米深的矿井里依然灼灼发亮。
1960年的西安铁路西站，二十四岁的父亲用满是茧子的手攥着调令。支援西北的列车穿过黄土高原时，他枕着安全帽睡了一路。那顶印着“苏俊臣”三个字的柳条帽，后来在石嘴山的煤窑里结出层层盐霜，像西北大地皲裂的皮肤。
在竖井升降机轰鸣的间隙，父亲总爱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工友们笑他跑调，可每当罐笼坠向地心，那些沙哑的音符就成了穿透黑暗的缆绳。母亲说怀我那年，父亲在掌子面连续作业三十小时，出井时整个人像从墨汁里捞出来的，唯有咧嘴笑时露出的白牙，让人想起贺兰山巅未化的雪。
1988年，父亲退休时，肺已成陈旧的鼓风机。他执意把劳模奖章压在箱底，却把井下的鹤嘴锄擦得锃亮挂在堂屋。晚年时的父亲常在煤炉前发呆，看蓝焰舔舐乌金，仿佛又看见地心深处那团不灭的火。
昨夜，我又梦见父亲。父亲站在矸石山上，背后是燃烧的晚霞。他说：“儿啊，煤要经过亿万年挤压才能发光发热。”晨光中，我轻轻掸去相框上的积尘，父亲的照片泛黄了，嘴角带着熟悉的笑意。我伸手触到玻璃上的凉意，忽然想起他总说的那句话：“煤块看着黑，心里头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