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红梅
都说，进个好学校，不如有位好老师。
对于学习，我开窍晚，小学一二年级还不知学习的重要性，虽认真听课，却极不爱写作业，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又因为频频换语文老师，对语文的学习热情并不高。
三年级开学不到一个月，班里炸开了锅。同学们议论着“听说了吗？咱们班又要换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了”“新老师好像姓张，是一名老教师，一会儿上课就来”。紧接着是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哀叹声。
我听到这个消息却暗自窃喜，“今天可以逃脱没完成家庭作业的惩罚”，同时告诉自己“以后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给新老师留一个好印象”。让人没想到的是，张老师仿佛很熟悉我们似的，哪个孩子学习好、哪个孩子调皮、哪个最不喜欢完成作业，她都了如指掌，甚至不少孩子都能叫得上名字。而我，也免不了一顿“竹条炒肉丝”。
放学回家，我正垂头丧气，屋里却传来熟悉的声音。原来，张老师租下了我家的凉房暂住，还和我那“社牛”妈妈打得火热。当时，心中只有两个字“完了”，感觉快乐的日子正光速远离。
从那时起，早晨凉房亮起的灯火，仿佛无声地催促我，赶紧起床上学；课堂上，老师锐利的目光常常扫过来，让我坐立难安，恨不得用脚趾抠出一间房；到了放学，她悠闲地来串门，还要提前检查作业，额外布置背诵……时时刻刻生活在老师的监督下，那种感受不言而喻。
记得当时，张老师除了讲课文、作者、中心思想等重要内容外，最喜欢的就是划词，除了课本要求的“三会”“四会”词语外，凡是她认为该会的词语、成语、好句子都要一一标注，抄写3—5遍不等。到考词时，谁要是不会，两行、三行的惩罚都很常见。而我也在此时发现自己抄几遍就能牢牢记住。
那个年代，孩子们没有练习册，老师手中也仅有一本，像现今的批量复印更是个难事儿。想要让学生做大量练习、见识各种题型，多靠老师自主出题。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透过窗帘悄悄向外望，张老师坐在写字桌前或拧眉思索、或快速书写、或翻阅查找、抑或是不断修改。第二天，崭新出炉的各类习题准时出现在黑板上，我们一道接一道地抄，不到半个学期，一个教案本就已经见底，到后来只能翻过背面去写。小测验时，发下来的卷子基本上都是老师的手写复印体，精练的习题均匀地布满了整张纸，除了答题位置，连留白的空隙都没有。
就是在老师这样循序渐进的“高压”之下，同学们语文基础知识掌握得越来越扎实，我的成绩也得到空前进步。
有一次写作文，张老师说我写的《雪》挺不错，但还需要修改。说罢拿起红笔，蘸着墨水一顿批改。前一刻还整齐的作文本，被画满了红圈、写满了修改意见。我顺着她的思路进一步完善，又收获了不少建议，再次修改；如此往复三四遍，我变得麻木起来。老师见此，也没有说什么，动手给我逐字逐句修改，并要我再次誊抄。当老师将这篇作文作为范文阅读时，我的心中升起了浓浓的自豪与骄傲。即便如此，张老师还没有放过我，她要求把作文背下来，在学校演讲比赛时朗诵。
那时，我最高兴的就是周末能有一天休息，到海勃湾大庆路上的葡萄园、老干所玩耍，去公园里捞蝌蚪，找同学一起跳皮筋。因为周六放学后，老师要回乌达三道坎，给“异地”工作的丈夫改善伙食，还要蒸馒头、蒸花卷、蒸包子，准备下一周工作日的全部吃食。忙罢，她又马不停蹄地辗转多辆公交车返回海勃湾，监督儿子的功课，对我突击检查，准备第二天上班。
如今回想，我曾经害怕、回避的“高压”时刻是多么珍贵，一位老师愿意不厌其烦、无私地去督促你、纠正你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一年后，张老师搬走了。我们虽然每天在学校相见，在上下学的途中偶遇，她仍旧用最严厉的语气说着最温暖的话，但回到家看不到她忙碌的身影、听不到她唠叨的话语，我反而变得不适应起来，因此愁绪如麻，唯有努力学习才能回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