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北疆文化 赓续中华文脉 乌海文化人
本报记者 赵荣 文/图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乌海，一座人杰地灵的城市。
作为一座移民城市，黄河文化、书法文化、赏石文化等在这里风云际会，沉淀且绽放出熠熠生辉的“本土文化”。
厚重的文化土壤也孕育出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在他们中间，有书法家，有画家，有作家，有舞蹈家，有摄影家，有曲艺家，有工艺美术大师……他们造诣精深，成就斐然，是专业上的佼佼者，也是城市文化的引领者。
见贤思齐，为了向榜样学习，《乌海日报》推出“乌海文化人”系列访谈，以专访的形式走进文化人物的华彩人生，去努力探寻他们执着向上、砥砺前行的人生轨迹，近距离倾听和深层次挖掘他们生命中的闪光点，借此给人以启迪，激发出催人奋进、永不言败的正能量！
每当翻开乌海人生活与记忆的《乌海市志》，无不感慨城市的日新月异，更折服于编撰工作者的“史记精神”。在编辑一栏中，一个名字特别熟悉——现任内蒙古学研究会副会长的马万里。
马万里是一位资深的党史研究者，曾在乌海工作20余年，先后任职于原海勃湾矿务局宣传部，乌海市委政研室、办公室，市档案史志局，参与了《乌海市志》《乌海的开发与建设》《中国共产党乌海市党史大事记》的编撰，到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后，完成了《内蒙古百年大事回眸》等十余部党史专题书籍的主持、编撰、审改工作，让一部部“死档案”变成“活历史”。那么，是什么让马万里一步步走进党史修撰的殿堂，记者特地到呼和浩特进行了采访。
语文奠定写作基础
在每一个热爱语言、倾心文字的学者眼中，书籍一定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步入马万里的家，仿佛走进书籍的海洋，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一应俱全，一张不大的书桌上摆放着他近期正在审阅的一部党史类书籍的书稿，从初稿、二稿到三稿，旁边不少史志类书籍均摊铺开来，供其查阅。
“作为一名党史研究者，不论是撰写稿件，还是审阅文章，每一个词恰当与否，每一句话准确与否都要认真思量，容不得半点马虎。”马万里告诉记者，他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成就，都离不开父亲最初的培养。他出生于包头市东河区一个典型的耕读人家，母亲是农民，父亲是一名高中教师，曾获得过包头市先进教师称号。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万里进入小学就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直至高中毕业都没在学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所幸的是，父亲十分重视孩子的学业，而语文的学习起源于读报。每天早晨，父亲躺在家中的土炕上闭目养神，他便端坐在小板凳上一字一句地念。对于一些不认识的字，就准备糊弄过去，没想到一下子被父亲识破，直念叨“你以为我真睡着了吗”，纠正完正确读法还得重读一遍。就这样日积月累，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马万里的语文成绩不断提高。“到了寒暑假，因为学校放假，订阅的报纸都要自行到邮局去取。”马万里笑着回忆。后来，他高中毕业考入另一所学校代课。恢复高考时，马万里也摩拳擦掌准备一展抱负。作为“新三届”的一员，语文成绩遥遥领先的马万里却让数学拖了后腿。他没有灰心气馁，反而越战越勇，终于在第三次高考考入乌兰察布盟师范专科学校，成为政史专业的一名学生。
“能上大学是当时多少学生的梦想，人人都十分珍惜在校的学习时间，力求把曾经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白天，教室、图书室等学习场所聚满了读书、学习的学生，直到深夜都灯火通明。在那期间，我还遇到了很多老一辈知识分子、学者代课，在他们的感召和影响下，学习到很多的知识。”马万里说。
热爱宣传崭露头角
1981年，大学毕业的马万里被分配到海勃湾矿务局，因学的文科类专业，被留在矿务局机关，成为一名宣传干事。
那时，海勃湾矿务局机关在一处大院里办公，大门两侧各有一个长约4米的宣传橱窗，每逢重大节日都要更新内容。1982年元旦，矿务局搞了一次小型职工文化展览，内容以书法、绘画、摄影、篆刻为主，因橱窗面积有限，便限定了作品的规格，多为一两块手帕大小的方寸作品，展出后引来许多人驻足观看。马万里思忖，展览搞完了，怎么也得写篇稿件，将海勃湾矿务局丰富职工业余生活的情况反映出去。说干就干，一篇文章很快就出炉。“当我把文章拿给董日斌老师看的时候，他删减了很大一部分，并告诉我，新闻通讯把该说的事儿说清楚就可以，报纸版面有限，广播时间有限，一些华丽辞藻、修饰性语句并不适用。在董老师的修改下，这篇稿子很快被播出。”马万里说，“董老师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他为人热心、快人快语、事业心强，是难得的良师益友。”
此后，马万里也慢慢尝试去写不同类型的稿件，还参加了新闻培训班的学习。马万里与董日斌采写了劳动模范、公乌素煤矿回柱工潘树俊的先进事迹，先后在内蒙古电台和《工人日报》刊播，各矿广播站转播报道，这让刚工作不久的马万里激动不已。1984年—1986年间，马万里撰写的《浅谈煤矿工人社会形象问题》在《社会调查与研究》期刊发表，《煤矿工人难事多》在《这一代》期刊发表，其个人两次获评《内蒙古日报》优秀通讯员。
1986年，市委工作会议召开前，刚调入市委政研室的马万里负责写两份典型材料。为此，他采访并撰写了关于“海勃湾区金属机械厂由资不抵债到扭亏为盈”“海勃湾区羊剪绒毛拖鞋厂产品出口创汇”的先进事迹材料，经审定后被装入大会文件袋，供参会代表阅览。
1988年乌海市成为改革试验区以来，马万里负责了不少重要文件和方案的起草，多篇调研报告被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刊物转发。其中，《兴利抑弊 促进个体经济健康发展》于1992年获全区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科技行市与观念转换》发表在内蒙古《调研通讯》，并被内蒙古党委政研室评为1992年度优秀文稿；由其执笔，经市委办、政府办等多部门联合调查形成的《关于我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获1997年度全区优秀调研文稿三等奖。
倾心史志编撰工作
一次次突出的表现，让马万里名声大噪。1994年，《乌海市志》编撰工作全面启动，马万里作为特约编辑负责“概述”“党的重大活动纪事”的撰写和“工业篇”的编辑任务。
“那是我从事史志工作的开端。为了能更好完成撰写、编辑工作，我重温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领会其精髓。这在后期的工作中起到了很大作用。”马万里说，“《乌海市志》是乌海建市20周年献礼项目，经过2年的不懈努力，最终于1996年出版，并在1997年获评全国地方志二等奖、内蒙古自治区特等奖。”马万里本人还被自治区政府通报表扬，被乌海市志编撰委员会评为优秀撰稿人。
有了编撰《乌海市志》的优秀表现和基础，马万里很快被调入市档案史志局工作，主持《乌海的开发与建设》一书的编撰。“辅助人员有不少，但真正负责编撰工作的只有两个人。”马万里回忆，为了高质量完成这一任务，他和另一名同事不仅走遍全市三区、各工矿企业和有关委办局的档案馆（室），查阅和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采取“开门办史”的方法，邀请德高望重的市委原副书记史继法为顾问，资深老政研、老报人李庆昌、杨星灿为特邀编辑。
“工作前期，我得熟悉材料，了解体例结构、内容组成等，学习相关业务、理论知识等，还特地到自治区党史研究室请教相关领导和专家，顺路到包头‘取经’。”马万里说，采访过程也特别有意思。有一次，他在路上偶遇一位矿务局的老领导，赶忙掏出本子和笔，就站在树下聊天，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全部问清楚才罢休。那时候，他早就将一些问题积攒在脑中，只要碰到相关人士便迎上去采访。
“查档案必须以原始资料为准。”马万里回忆，“一次查档案恰巧是隆冬，在乌达区档案馆查阅时，人家不允许带走，只能对着档案一页一页地抄录，我们不下班，工作人员也不能走。档案室内没有暖气，小姑娘站在旁边搓手跺脚取暖，而我们早就手麻脚麻，却仍坚持到抄录完毕，从未叫苦叫累。甚至在春节期间，我也谢绝应酬，在家中校对文稿。”
马万里最难忘的是一次到鄂托克旗查阅档案返程时遭遇车祸，同行5人不同程度受伤，他仅做缝针、绑绷带的处理后便又投入到工作中。
1999年，这部历时3年的经典党史著作出版发行。这部书中展现了乌海先辈们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艰苦创业、战天斗地，克服一切困难，建设美好家园的奋斗足迹和精神风貌。该书于2000年获内蒙古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
此后，马万里又完成了《乌海的改革与开放》《中国共产党乌海市党史大事记》《历史的跨越，辉煌的成就——乌海市经济发展概要》《乌海市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等文章和书籍。2001年，其被评为“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2003年，马万里被调至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先后任研究室办公室主任、研究室副主任、副巡视员。2004年至2009年兼任《内蒙古党史》期刊编辑部主任，并主持和参与编纂了《内蒙古百年大事回眸》《内蒙古自治区革命遗址通览》《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历史·第一卷》《华北抗战实录》《中共北方区委历史》《绥中岁月》等诸多著作。
“党史工作无小事，编修‘红色家谱’很难，看着每一部经过己手的党史书籍出版，深感责任重大的同时，更觉得欣然。”马万里说。
人物小传
马万里，内蒙古学研究会副会长。1986年—2003年先后在乌海市委政策研究室、乌海市委办公室、乌海市史志办、乌海市档案史志局工作。曾当选内蒙古历史学会副会长、内蒙古自治区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2001年被评为“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曾主持和参与《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历史·第一卷》等近20部书稿的编写出版工作。现主持和参与《内蒙古红色经典故事》（暂定名）《内蒙古大辞典·人物卷》的撰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