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杨
上世纪60年代初，我结婚时的婚礼是按照家乡旧的传统习俗进行的。父亲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定下了我和邻村一位姑娘举行婚礼的日期。消息传开，因受三年困难时期创伤而沉寂多年的农家小院，顿时又活跃起来，充满了欢声笑语。
那天一大早，驭手就赶着扎有新席篷、贴着红喜字的牛车，向新娘的村子缓缓走去。大约过了两个时辰，村头响起了久违的鞭炮声，一只花喜鹊也飞到我家院子里枣树上“喳喳”报喜。“新娘来了！新娘来了！”三五成群的村民们边喊边向我家跑去。头上蒙着红盖头、身穿旧式花裙子、足蹬绣花鞋的妻子，在大娘、嫂子们的搀扶和村民们的簇拥下，走下婚车，迈进我家地上铺着红布的大门，同我一起并肩站立在摆着香案的院子中央。乐师们用唢呐吹奏起豫剧《抬花轿》中欢快动人的曲子。“拜花堂”开始了，首先是我围着妻子正转3圈、倒转3圈，然后在“礼相”（主持人）主持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此时婚礼达到了高潮。礼成，我随即把从内蒙古带回去的几斤高价糖果撒给大家分享。我和妻子在小媳妇、大姑娘们的前呼后拥下步入洞房。
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举行婚礼那天，妻子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是从娘家带来、由我母亲亲手煮的一碗面，叫“头顿饭，藏头面，娘家带，婆婆煮，一辈子家里不冒烟（不生气）”。
我和妻子的婚礼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我在矿务局的一所小学任教，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粮食定量27斤，副食品奇缺，根本不够吃，只好买些不要票证的“三高”商品（高价糕点、高价糖果、高价馒头）作为补充，因而每月工资花得精光，饭票吃得精光。那年暑假回老家结婚只带了几十元的路费，穿的仍然是一身旧中山服和向同事借的一双旧皮鞋。回到家里一看，更是目不忍睹。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来形容那时的父母一点也不为过，他们能从三年困难时期苦熬过来，实属不幸中的万幸。家里穷得叮当响，根本帮不了我什么忙，我也丝毫不怪他们。没有给妻子买一件新衣服，别说皮鞋，就连一双布鞋也没有给她买，“过门”时她穿的那双绣花鞋还是自己做的。后来她跟我来内蒙古时，脚上穿的仍然是那双绣花鞋。唯一的一条新被面，是大妹妹送给我的结婚礼品。举办婚礼那天，没有请一位亲朋，没有办一桌酒席，那种无以言表的酸楚与无奈，是永远留在我心中的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儿子结婚时，我本想办得稍微风光体面一些，以弥补我结婚时的缺憾。但也未能大操大办，一是经济上没能力，二是组织上不允许。儿子结婚前几年，我们就精打细算，节衣缩食，尽可能多积攒一些钱给儿子办婚事。那时，我和妻子的工资都很低，维持一家5口人的生活都很困难，无力给儿子买新房，只能把我们住的两间平房，腾出一间做婚房，请南方木匠到家里打了几件家具。同时，当时正在进行反腐倡廉的教育活动，我曾写过个别领导干部为子女大操大办婚事而受到处分的新闻。作为矿务局一名中层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只说别人，不管束自己。轮到自己给儿子办婚事了，应该带头坚持从简的原则。我先后工作过4个单位，包括所有的同事在内，儿子结婚时没有请他们中的一人，只请了几位老乡、邻居和老伴单位的一些同事。婚礼前，我采购了一些食材，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铁锅，到宾馆请了一位厨师，在我家和邻居家总共摆了5桌酒席宴请宾朋。婚礼礼仪入乡随俗，顺应时代，取消了旧式婚礼中的很多繁文缛节。除了没给儿子买新房，其他东西基本上应买尽买了。事后统计，全部费用仅花了3560多元。当然，那时的物价无法和现在相比，如猪、羊、牛肉，那时每斤分别为1.4元、1.7元、2元，自办酒席，平均每桌120元，已经相当不错了。
2018年孙女结婚时，她和爱人都已工作几年，而且二人都是高学历，收入不菲，经济条件远非儿子结婚时能比。在家人的资助下，婚前他们就买好了房子和车子。儿子也有条件为他们举办一场像样的婚礼。
那年6月16日，在海勃湾区格兰云天大酒店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里，高朋满座，喜乐阵阵，气氛热烈。在数百名来宾中，除乌海的以外，还有从包头、呼和浩特以及河北承德、山东德州和威海远道而来的。在儿子别出心裁的安排下，在宴会大厅巨大的屏幕上，首先播放了乌海广播电视台为我录制的《乌海故事》剪辑，这是我送给孙女最好的礼物。然后播放孙女、孙女婿在泰国一个著名小岛海滨录制的视频。孙女穿着拖地长裙，扎着蝴蝶结的秀发，在海风吹拂下轻轻飘动，婀娜多姿，楚楚动人。婚礼进行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主持嘉宾把我和老伴请上婚礼台，接受孙女、孙女婿向我们敬献花篮的一幕情景，我还发表了言简意赅而富有深情的贺词，寄托着我和老伴对孙女的美好祝愿。这是我和老伴最为激动人心的高光时刻，被定格在摄像机的镜头里，也深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再到新世纪，在这三个不同的年代里，无论是国家，还是每个家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根本不同。一代胜过一代，一代和一代不同。我们祖孙三代人的婚礼，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