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古今之变：历史学家访谈录》 作者：李礼 出版社：书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往往更关心过去，这大概也是我现在的阅读心态。李礼的著作《古今之变：历史学家访谈录》恰好为我的这种心态提供了一份保证，因为书中接受作者访谈的对象大多是我熟知也相当信任的学者。之前读学者们的专门著述固然所获颇丰，但是现在通过更直接也更简明的对话，我可以更加了解他们看待历史的大致方向以及隐而不显的学术动力。
相较于书面文字，对话是更为传统也更加生动的表达方式。有时候，它还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接近真理的方式。从前，孔子、苏格拉底等先哲都很擅长让别人来提问，通过彼此往复层层递进的对话来揭示矛盾阐明道理。汉语中的“辩难”、西语里的“辩证”，无不包含着对话的原意。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认为《古今之变》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好就好在对话的双方具备相当的问题意识，并且都愿意通过坦诚的对话去寻求历史共识。
说起来，史学在中国历来称得上“显学”。之所以如此，要点在于国人对连续性的持久渴求。这种集体心理其实很像个体心智的连续性——人们之所以不会怀疑早上醒来的自己与昨晚睡下的那个自己是不是同一个人，是因为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在用一致、同一、相似等内在体验时刻证明着自身的完整。对于集体来说，历史就是提供相似性、同一性与一致性的证明。然而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历史充满各种解读角度，人们对连续性才更加渴求。这一点在《古今之变》里体现得尤为鲜明，即便学者们各有各的方向，也各有各的视角。他们从不同的侧面讨论着复杂的事实，却有着某种“共相”，这也是《古今之变》最打动我的部分。
比较起来，海外几位学者的访谈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而是他们为什么会从事这一工作。其中佐藤慎一从东京大学法学部起步，开始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相当生动地解释了外部观察者的学术动力与思考过程。他说，他想打捞出近代中国士大夫们“那些不能被抛弃的思想的可能性”。坦白说，这让我内心颇有触动。
《古今之变》能够有如此既有深度又不乏真切体验的访谈，当然与提问者李礼直接相关。我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古今之变映照的是心灵之惑。我对历史学家的回答感兴趣，更对作者的提问感兴趣。”没想到李礼采访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更没想到受访者们有我类似的看法。比如葛兆光就说：“我向来认为，访谈的关键未必是回答问题的受访人，而往往是提出问题的采访人。好的采访人提出好问题，才能刺激或者逼出好答案。”他说得很对。
稍感缺憾的是，《古今之变》里的受访者不算年轻，多数出生于20世纪40至60年代。在他们的后辈里没有值得关注的人物吗？或者说，后辈们的研究不容易纳入这一访谈的主线？这让我对李礼下一步的写作生出了期待。 （转载自《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