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利有 陆乃明
温治学煤矿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曾经塑造出许多生动的矿工形象，尤其以短篇小说《祸水》比较集中（见《草原》2022年第11期）。这篇小说发表后，在乌海引起较大反响。2023年11月份，乌海市作家协会与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了“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获奖得者”温治学作品讨论会。讨论的作品，就包括他的短篇小说《祸水》。
小说《祸水》涉及的是煤矿安全问题，这一直是煤矿题材的写作禁区。没有深厚文学底蕴的作者，是绝对不敢冒这个风险的。温治学从一名普通的矿工成长为煤企高管；从一名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作家，独特的从业和文学创作经历 ，让他可以把烂熟于胸的矿山生活驾轻就熟地诉诸笔端。
《祸水》集中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初某煤矿采煤队长顾安平在人世间最后一天的生活，用顺叙、插叙、倒叙、白描、心理描写、对话等艺术手法，塑造了十几个矿工以及矿工家属的形象，虽然人物众多，但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让人过目不忘并为之动容。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营造浓厚的悲剧氛围，将人物置身于生离死别特殊的环境中展现其个性。小说围绕主人公顾安平在事故发生前的当天展开。那天矿区大雪纷飞，西北风刮了一夜。顾安平一反常态凌晨4点提前上班儿，收留的流浪狗“阿美”咬着他的裤脚发出悲鸣，路上“走思”遭遇车祸，都预示着后面悲剧的发生。后来带伤参加早调会和态度强硬的高副矿长发生激烈冲突，下井抗命撤人等等，体现了他的果敢与担当，一个硬汉的形象便跃然纸上，熠熠生辉。平心而论，顾安平那天是可以死里逃生的。在他身上发生的几件事情，随意找个理由都可以不用下井，但井下还有几十个与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矿工弟兄面临灭顶之灾，他不能扔下他们一走了之。所以，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下井。
蒙古族副队长阿穆尔是一个直率仗义认真负责的人。在顾安平家喝酒因语言表述不当引起误会，本来就是酒话，谁也不会太当回事儿，但他却在事后提了一大堆东西向顾安平夫妇道歉。他的真诚仗义让人动容。当巷道的涌水淹到胸口发现黄毛和连生还没有出来时，他毅然返回寻找。作为一个老矿工，他肯定明白这一去的结果是什么。但带班副队长的职责和矿工弟兄的深厚情谊让他义无反顾。大头仁钦是个“愣头青”，因考勤刚刚在队里和工会主席老郭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当救命的罐笼装满人即将升井时，他却从罐笼里挣脱出来，一把将郭主席塞进罐笼大声说：“这个老杂毛不占地方，你先上！”仁钦不计前嫌，在死亡面前舍我其谁的壮举，怎能不让人为之动容。
在顾安平的心目中，这些矿工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毛病，“素质参差不齐，说成乌合之众也不过分。”但为什么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们却能视死如归慷慨赴死？面对矿难，顾安平对他的这帮矿工弟兄有了新的更透彻的认识∶“这些人，虽然说不出很多道理，但是把人格和友情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场矿难，顾安平以及这些矿工弟兄就是一群平平常常的矿工。但当作者将这些人物置身于生离死别的特殊环境中，显现出的就是人性的光辉和英雄的特质。从古至今，英雄来自百姓，百姓孕育英雄。有缺点的英雄是可信的，而完美无缺的英雄在人世间是不存在的。
二、让人物在独具生活化的细节里展现其个性。著名作家刘庆邦在《细节之美》中说：“我们看世界其实是在看细节，如果我们看不到细节，就等于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细节形式存在的，如果抹去了细节，这个世界是空洞无物的。”《祸水》里的生活化细节随处可见，特别是矿工喝酒的场面，非常精彩。在矿区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酒对于矿工来说，是联系感情的重要纽带。矿工喝酒，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喝酒，更主要的是为了交心。有一次，阿穆尔在顾安平家喝醉了，把特别敬重小晚说成了特别喜欢小晚。隔了两天，阿穆尔买了食品到顾安平家赔礼，一个劲儿地举杯道歉，还说以后要和顾安平成为生死弟兄。小说中，作者并没有对阿穆尔进行多少肖像描写，但阿穆尔在酒场上的言行举止，让一个憨厚直率的蒙古族汉子的形象立在了读者的面前。田贵是个“转业兵”，人不赖却动不动就“泡病假”不上班。按惯例，对这种人只能批评教育，也没有别的好办法。有一次，田贵装病装得挺邪乎，顾安平和郭主席就进行了一次“恶作剧”式的家访。田贵和他媳妇儿撤了麻将摊摆上了酒摊子，一顿大酒让田贵媳妇儿说出了平时无法言说的掏心窝子的话，田贵也改掉了“泡病假”的老毛病。小说虽对田贵媳妇儿着墨不多，但通过那场酒，一个果断、练达、善良的矿工家属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过目不忘。
另外，“二孔明”侯发友花言巧语谋算顾安平心爱的自行车，田贵的儿子提着杀猪刀追杀田贵等细节也都充满生活情趣，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让人物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其个性。矛盾冲突是小说情节的根基，借助冲突展现人物性格是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重要的手法。《祸水》中，最激烈的矛盾冲突莫过于早调会上顾安平和生产副矿长高厚良的对抗。身体壮实面色赤红的高厚良是个下过30多年井的老矿工，他那居高临下的气势和咄咄逼人的口气，直压得顾安平抬不起头喘不上气来。“要论井下那些活，谁也别想糊弄我！”“煤矿这个行当就是和大自然作斗争，我们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无我们。”“谁也不要在我面前强调客观，有问题自己解决，有困难自己克服！”这些咄咄逼人甚至是非常武断的话语，逼得顾安平开始反抗：“我做不到！井下情况搞不清楚，我不能冒险蛮干。”当高厚良拿出撒手锏：“痛快点，你干还是不干？”“干不了，另请高明吧！”顾安平说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在这里，高厚良和顾安平的冲突一步步升级，终于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当然，顾安平说的是气话，他的矿工弟兄还在井下面临死亡的威胁，他的性格和责任以及对矿工弟兄的深厚情谊，即使只有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也不能把矿工兄弟丢到井下。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违抗高厚良的命令下井撤人。但由于失去了撤人的最佳时机，悲剧还是发生了。顾安平、阿穆尔、大头仁钦、田贵等矿工平时都是一些平凡的人物，但在灾难面前临危不惧显示了煤矿工人崇高而伟大的人格魅力，每每读来都让人感动不已。作品虽然对高厚良这个人物描述不多，但却个性鲜明。作为分管领导，生产和违约的压力巨大，加之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性格刚愎自用，自以为丰富的经验蒙蔽了他的双眼，对即将来临的矿难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无意中成了矿难发生的推手。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责怪于他。过去那种重生产轻安全的理念和做法，造成各种矿难在所难免。
《祸水》中处处充满矛盾冲突，如顾安平和小晚、田贵和他媳妇儿及儿子、大头仁钦和郭主席等，也正是这些矛盾冲突让人物形象更加灵动丰满、栩栩如生。
四、运用生活化个性化的语言展示人物的性格。著名作家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祸水》的叙述语言简洁明了，语言风格平实朴素，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作品中很多涉及采掘专业以及奥陶纪奥陶水的叙述条理清晰、细致准确，不懂这方面专业的读者也会一目了然，绝无艰涩难懂的感觉。对于井下透水事故现场的描写紧张有序、真实生动，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完全得益于作者丰富的工作阅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
《祸水》的人物语言（对话）非常具有生活化和个性化。作品中出现了十几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有他们独特的语言。有的说话直来直去，有的说话绕来绕去，有的说话比较文雅，有的说话粗野鲁莽。例如，大头仁钦和郭主席因考勤发生冲突，泼了郭主席一盆凉水。顾安平让他给郭主席赔礼道歉，他大吼一声：“官官相护，老子不干了”，摔门而去。当透水事故发生后升井无望，仁钦说：“走不了就不走，多大点事，权当坐了一回泰克尼坦。”田贵纠正说：“是泰坦尼克。”仁钦说：“都一样！”还有，他多次称和他父亲年龄相仿的郭主席为“老杂毛”等等。这些话，只有性格鲁莽的仁钦能说出来。“二孔明”侯发友为了得到顾安平的自行车，和顾安平对话时并不直说，而是绕来绕去耍“小聪明”，直到把车钥匙拿到手里。作品中，每当遇有气不顺或情况紧急时，矿工们言必称“老子”。就连比较文雅的顾安平在气愤时也称过“老子”。透水事故发生后人已经撤出来了，阿穆尔清点人数，发现少了连生和黄毛，就瞪着血红的眼睛，恶狠狠地问侯发友：“你告诉老子，人呢？”侯发友说不出话。阿穆尔破口大骂并扑上去要打。这就是矿工的语言，虽显粗野，但在生死攸关极其特殊的环境中，他们只能这样说。如果让阿穆尔这些人说出文绉绉的语言，那还是真正的矿工吗？因此说，《祸水》中塑造的众多的矿工形象之所以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是因为作者运用了个性化生活化的人物语言，才取得了只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艺术效果。当然，这些人物语言是在过去那个特定的时期，如果描写新时代的矿工，则需要与当下相符的故事和言语去表达。
《祸水》虽然写的是悲剧，但作者通过一场煤矿重大的透水事故，塑造了顾安平、阿穆尔、仁钦等矿工英雄群像，展示了平凡普通的矿工们在生死关头表现出的勇敢淡定和纯真友情。他们身上折射出的人性光辉，将使后来的人们产生巨大的心灵震撼，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