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宋史比较热。有人说，如果可以穿越，很想生活在宋朝。这是一般人的朴素想法。对于绵亘10世纪至13世纪的宋代的历史地位，陈寅恪先生早就有过很高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么，宋代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造极的评价需要有具体事实来佐证。
在我看来，宋代最主要的时代特征就是士大夫政治。
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士大夫之称由来已久。在《周礼·考工记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讲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根据这个定义，士大夫就是在各级行政机构中“作而行之”的文人官僚。这样的文人官僚，历代不乏其人，那么，士大夫政治成为宋代的时代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时空中运行的历史，交错于偶然性与必然性之中。唐代中期以至五代十国时期，尽管藩镇割据，武人跋扈，但唐代承平时期伴随着“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曲江游宴、雁塔题名，仍然深深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武人纵横驰骋，可以马上打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从上到下的行政运营，还离不开书生。传统的惯力、实际的需要化作崇文的潜流。这是后来宋朝实施重文抑武国策的必然因素。
经过太祖、太宗两代君臣的努力，完成疆域的基本统一。走出五代的宋朝，亟须各种行政管理人才来取代各个层级旧政权的留用者。于是，便轮到科举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了。肇始于隋代的人才选拔机制——科举，历经唐代，规模一直局促，如涓涓细流流淌了几百年，只给少数登科的文人带来无上荣耀，实际行政功能的发挥极为有限，国家管理人才的选用还是需要依赖于贵族世袭、乡举里选和胥吏升迁等各种传统的途径。这些传统的人才选拔途径存在许多弊病，汲取人才的渠道过于狭窄，且缺乏公平性，难以让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于是崇文的潜流、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诸多因素形成合力，到着力于内政建设的第二代君主太宗朝，科举这一人才选拔机制，便开始全力启动。历来每次登科人数只有十几名，至多几十名的科举规模骤然扩大，一次取士多达几百人乃至上千人。这样的国策坚持不懈，几十年下来，科举出身的官僚便遍及中央与地方，成为政治的主宰，士大夫政治蔚成规模。
“取士不问家世”，科举规模的扩大与相对公平的机制，打破了往日的贵族政治垄断，不仅为朝廷输送了大量的知识精英，还促进了社会流动，唤起了民众的向学热情，提升了普遍的文化水准。大量的平民入仕，不仅扩大了一个王朝的统治基础，让政治生态与以往迥异，也使政治观念产生了很大变化，更加契合儒学的仁者爱人，注重民本。
士大夫政治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层面。入仕的成功，极大地焕发了士大夫们的政治热情。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完全超越了政治，体现出那一代知识人气势恢宏的使命感。在这个时代，儒学经典《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被重新发掘出来加以强调，从个人到家庭，从国家到世界，实现了全覆盖。
诗书传家，科举新士族不是依赖权势、财产赓续家声，而是以知识延续血脉。崇尚知识，以文化蛮，不仅宋朝治下的社会文质彬彬，还浸润到周边地域，让契丹、党项、女真等社会大幅度同化。传统的中国，扩展了文化疆域。
宋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陈寅恪先生讲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良有以也。
本书开篇《宋太祖传略》，讲述宋朝创立者赵匡胤崛起于乱世，南征北战，成功避免落入五代之后“第六代”的窠臼，打下宋朝三百年基业的艰难过程。其中也不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戏剧性场面的讲述。接下来《略论宋太宗》，讲述第二代君主完成基本疆域统一，将武功转向文治。在这样的政策取向之下，科举规模扩大的技术手段，意外在客观上造成士大夫政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历史舞台上的聚光灯大多打在帝王将相身上，其实小人物也往往可能成为历史的重要推手。宋朝第三代君主真宗在位期间与北方辽朝结束征战，签订“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带来百年以上的和平。难以想象和不可思议的是，和议的成功居然来自一个在辽朝为官的宋朝降将的从中斡旋。考察这样隐没的细节，足以提示我们对历史长河细波微澜的关注。
以知识为身份的士大夫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阶层。那么，以儒学思想陶冶的士大夫主流精神是什么？书中，《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以范仲淹的言行切入，从报恩思想、功名心、忧患意识、言事精神、皇权观念几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根据我对宋代历史的观察，太祖、太宗朝尚属开国期，到真宗朝基本完成了政权制度建设，道德清理的精神建设，则是在第四代君主仁宗朝，由范仲淹、欧阳修等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开启的。因而，从范仲淹切入的考察，便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从北宋开国到宋辽和战，从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到生活日常，从金榜题名的宋代士大夫炼成到士大夫间的政治关系，乃至士大夫政治与宋代皇权，时代贯穿两宋，“烛影斧声”，“澶渊之盟”，岳飞之死，宋代历史上的不少重大事件都有论列。以士大夫政治论为主线，旁及宋元变革论。
向来的历史研究，大多对史事进行严密的逻辑演绎，从中归纳出历史演进的必然性。这样的研究高屋建瓴，无疑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高度抽象后的历史，失去了血肉，只剩下骨骼，让人难以感受到像时下的生活那样鲜活。“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遵从孔夫子所言，本书把宏大叙事落在具体的人与事之上，试图构成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面相。 （转载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