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杨星灿
56年前，我第一次带着儿子去采访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呼铁局二段六队是当时全路局的先进单位，队部设在海勃湾。1968年7月，他们在三道坎火车站施工。要采访他们，就要到三道坎施工工地。当时，海勃湾与乌达之间交通很不方便，要是白天去，必须坐渡船过黄河，要是晚上去，渡船停摆，只能坐火车了。头天，我们已经和二段六队的领导约定，第二天上午8点钟召开座谈会。这样，我们就要在头天晚上坐火车过去。晚上9点多，我领着儿子，同蔺先业一起，从我家步行至海勃湾火车站，坐火车去三道坎。车厢里闷热难耐。儿子趁乘务员不注意，悄悄把窗户打开，把头探出去凉快。没注意，碎屑飞进儿子的眼睛里，迷住了眼，刺痒得睁不开。我和蔺先业用手扒开他的眼睛，使劲吹也吹不出东西。火车很快便到了三道坎火车站。走进二段六队的工棚时，已是夜里10点。队领导看到儿子的眼睛揉得红肿，赶快把已经睡下的卫生所护士叫起来，用盐水反复冲洗儿子的眼睛，终于把碎屑冲洗出来。等队领导把我们安顿好睡下，已近午夜时分了。
我带着儿子去采访，当时实属无奈之举，是不得已而为之。
1967年，我调到海勃湾市革委会报道组，既要办小报，又要对外发稿，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妻子在外面打工，每天上下班两头不见太阳，只有中午能回家给我们做饭。儿子只有3岁，又没有幼儿园。儿子往哪儿放？这成了我家的最大难题。
我和妻子商量半天，最后只得狠一狠心，把儿子锁在家里。我找了一条两米多长的粗布绳子，一头拴住儿子的腰，另一头拴在屋门里面的把手上。在屋门后面放一只痰盂子，儿子要拉屎撒尿，就在痰盂里解决；靠炕的地上放一只小凳子，儿子玩累了，就坐在小凳子上歇一歇，困了就趴在炕沿上睡一会儿。每天上班时，我们都如此这般地安顿一番。儿子基本上还挺乖，好长时间平安无事。后来，突然有一天，我们下班回家，打开屋门一看，可把我们吓坏了：地上撒了一片白药片，儿子趴在炕沿上睡着了。我们赶快把他叫醒，问他吃了多少药片。他说：“药片太苦，嚼了一片吐了，就再也没有吃。”听儿子这么一说，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看来，把儿子锁在家里也不是好办法。思来想去，只有把儿子带在身边，才会更放心。于是，我带着儿子去采访，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就发生了一些叫人忍俊不禁、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一次，我带着儿子去内蒙古日报社和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送稿子，晚上住在一家招待所里。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一觉睡到大天亮。可是忘了一件事，夜里没有叫儿子起来小便。果不其然，我起床后，发现褥子湿了一大片。我赶快把褥子拿掉搭在外面的绳子上，不好意思地对服务员说：“实在对不起！我儿子把褥子尿湿了。”服务员态度和蔼地说：“没关系，小孩子哪有不尿床的？晒干就是了。”
1969年11月，我们在建工部八局八公司二处（老华建二处，借用西卓子山水泥厂会议室）举办第一期全市“土记者”学习班，邀请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和鄂尔多斯报社的编辑讲课。那天，我正在主持学习班开班仪式，儿子在楼道里的扶手上玩耍，不小心从二楼的扶手上摔了下去，额头上划破一道1寸多长的口子，鲜血直流，他捂着额头急忙跑进会议室。水泥厂的两位土记者马上把他抱到厂医院包扎治疗，缝了好几针。学习班办了半个多月，儿子换了好几次药，直到伤口痊愈。至今，在儿子的额头上还留有一条疤痕。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我带着儿子到内蒙古第二通用机械厂（以下简称二通厂）采访的事。上午8点钟，我和儿子上了去拉僧庙的公交车，走到东山口，车不去二通厂，直接往南开走。从东山口往东南方向有一条土路，直通二通厂，有三四公里远。要去二通厂，只能步行过去。那天，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头顶，大地上升腾起一股股热气。走了几步，儿子嫌累，让我背他。我背着他走了几步，累得气喘吁吁，走不动了，就把他放到地上。正在这时，有一辆“蹦蹦车”开了过来。我示意让司机停下，说了我们的难处，司机看我们爷俩这么不容易，让我们上了他的“蹦蹦车”。到了二通厂办公室门口，已近10点钟，厂党委书记刘海通和宣传科的人摸着儿子的小脑袋开玩笑说：“小记者也来了，欢迎你啊！”
我在会议室里参加座谈会，儿子在外面玩耍。大约到了12点钟座谈会结束时，我到外面找儿子，却怎么也找不见了，大家都很着急。刘海通书记马上安排宣传科的人，一方面让厂广播室广播“寻人启事”，一方面组织人到厂区四处寻找半个多小时后，有人领着我儿子回来了，说是，在跃进电厂东面的三岔路口处，发现有一个小男孩在东张西望，不知往哪里走，经打问，果然是我的儿子跑到那里迷路了，便把他领了回来。好一条有惊无险、惊动全厂的“号外新闻”！
早年，我带着儿子去采访，走遍了乌海地区的大小单位，工厂的车间、煤矿的采掘队、农场的田间地头，都曾留下我们的身影。为了采访，我带着儿子，和蔺先业一起，甚至去过遥远的阿拉善吉兰太盐场、宁夏六盘山下的固原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