俏之
我清楚记得，小时候能吃一顿白面馒头，绝对是奢望。
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一家九口人嗷嗷待哺。尽管父亲、母亲是壮劳力，一年不歇一天工，还是挣不回九口之家的口粮工分。
秋天生产队分粮的日子里，我们跟着父母，站在他俩身后，看着其他人家一口袋、一口袋地分回莜麦、小麦、谷子、胡麻、黍子等粮食，而父母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最后，来时兴冲冲带的五六个口袋只能装满三两个时，内心的沮丧犹如六月天下了场鹅毛大雪，从发梢到指尖的冰凉弥漫全身，逢年过节吃一顿白面馒头，看来又要搁浅在“一枕黄粱”的美梦中了。
儿时记忆中，吃馒头的次数少之又少，屈指可数。记得有一次我出“天花”，连着几天不吃不喝，高烧不退。母亲精心为我做的“丸丸”里面掺了好些莜面和土豆丝，我竟然一口也吃不下。弟弟见我不吃，偷走一个几口就下肚了，吃完还朝剩下的几个窥视。后来，奶奶不知从哪里拿回三个点着红点的白面馒头放在我脸前，可能是许久没有闻到馒头的味道，我一下睁开了眼睛。
“吃口馒头吧，你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母亲说。
在母亲的帮助下，我挣扎着坐起来，撕一块馒头放进嘴里。久违的白面馨香的味道峰回路转时，干涩的嘴里竟然有了唾液。我大口大口地吞咽着，感觉眼前的馒头就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第三个馒头快吃完的时候，我忽然看见炕沿上眼巴巴瞅着我的弟弟，便把剩下的那一口放到弟弟手上。
我为自己的自私羞愧，更不敢看弟弟的吃相，相信看了以后会更加懊悔。
奇怪，吃完馒头以后，我渐渐好了。高烧退去，可以喝一碗玉米面糊糊，吃半个谷子面窝窝头。
那时，家里没有多少粮食，秋收后，还有“瓜菜半年粮”撑着，到第二年春天，我家大多吃土豆渣粉、黍子糕、糜子、谷子面窝头。这些食材吃在嘴里又粗又涩，喉咙被挂得生疼。菜是田野里长出的灰菜、苦菜、甜苣菜、蒲公英、榆钱儿等，少盐没油，实在难以下咽。
在此背景下，我和弟弟经常以装病为由，抗拒着那些“原生态、纯天然”的绿色食物。每逢这时，在公社食堂做饭的母亲，总能变戏法似的从她的袄襟下摸出一个或半个馒头来，看着我和弟弟吃下去。
那时，常年做外工的父亲归来，也让我们兄妹欢呼雀跃一阵子。父亲回来探家，总会有干粮的。五六个白面馒头从父亲的羊皮袋子里倒出来时，我们的眼睛都直了，好像看到了稀世珍宝，口水瞬间溢满口腔。
这样的局面截止到土地包产到户。
那一年，我家一下种了十几亩墨西哥小麦。立秋不久，微风吹起的麦浪一浪高过一浪，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麦香。我们饿了的时候，就摘几穗颗粒饱满的麦子，几下在手里揉了，吹去麦糠，放进嘴里贪婪地嚼着，越嚼越香，仿佛嚼出了馒头的味道。
新麦下来，全村人像过年似的，家家去磨麦子。张家磨了500斤，李家磨了600斤，而我家，那年秋天竟然磨了700多斤新麦面。整整一个冬天，我们天天吃馒头。第一次吃的时候，两屉馒头被吃了个干净。吃在嘴里看着笼里，唯恐谁多吃了似的。饭后，我和弟弟撑得肚子疼，父亲拉着我们在场院里硬是走了几十圈才感觉好些。
从那时到现在，馒头一直是我家的主打食物。无论在外读书、打工还是居家过日子，馒头一直是我最青睐的食物。生活好了，馒头的花样也多了，当我拿起别人精心打造的黑米馒头、红枣馒头、全麦面馒头等品尝时，觉得还是白面馒头最好吃，香甜过瘾。
如今，儿子和女儿和我一样爱吃馒头。有时家里蒸的吃完了，就去超市买，但儿子和女儿依然喜欢吃我蒸的手工馒头。儿子说，吃妈妈蒸的手工馒头，特别有仪式感。
儿子的吃相颇有我当年的风范，吃着嘴里的，眼睛盯着笼屉里的，吓得我连连阻止，怕他吃多了发胖。
“不要这么吃！”女儿望着他，劝阻道。
是啊，如今什么吃不到啊。想来儿子这副“饿相”，一定是秉承了他妈妈潜意识里的“饥饿记忆”，是对“妈妈”与“馒头”这两个词的真心认同。而对于我来说，母爱的绵长和细致入微，岁月的更迭，尽皆体现在一个个雪白的馒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