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历史深处的潜行者

八月槎的谍战力作《临渊》，是在山河破碎、家国飘零的大背景下，将抗战沦陷区一群站在“明和暗、阳光与罪恶的分界线”上的历史人物一一展现。

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日本全面侵华时期，以第三人称讲述了从国民党南京保卫战失利到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大势已去的六年时间里，以共产党人余笑蜀为代表的诸多仁人志士面对民族危难所作出的不同抉择。与以往的“谍战”小说不同，在国、共、伪、日四方势力“技术”层面的精彩较量之外，作品将大量笔墨落在时局中政治力量的纠缠关系和经济斗争的严酷态势上。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小说着重对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进行描写，非黑即白的人物是不存在的，实现完全成功的“战役”也是不现实的。这种理性思辨贯穿了全书的大小事件。作者的笔墨没有局限在余笑蜀的潜伏生涯，而是广泛描写了国、共、伪、日四方压力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同时揭示了情报工作、经济支持与物质援助对各方组织发展乃至国际战局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

历史的厚重难掩人性的光辉。小说背靠历史，塑造了一系列丰满而真实的人物形象。余笑蜀与黄武宁同出苏浙别动队四支队，曾在南京城门下面对士兵枪口毫无惧色、巧用摩尔斯码救助革命伙伴。然而心怀报国之志、结下生死之谊的两人在“归降”敌寇后却渐行渐远。国府“深喉”黄武宁为了民族国家不惜付出生命，却也难以舍弃出生入死朝夕相处的兄弟情谊。在四目相对的最后时刻，子弹没有从正对余笑蜀的枪口里射出，而是射向天空。这份复杂的情谊同样出现在了政治站位不尽相同的余笑蜀、梁利群与史秉南三人身上。他们的最初结盟不过是相互利用、带着明确的利益指向，建立起看似稳固实则脆弱的伙伴关系。但随着一次次惊涛骇浪的袭来，他们不自觉地彼此贴近取暖，作出了彼此扶持的选择。同样地，也不乏具有正义感的清醒人士。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石川健一亲眼见证南京城内的屠杀，被日军残暴行径所震惊，进而对日军提出的所谓“大东亚计划”产生了怀疑与动摇；出身贵族的千都真鹤子感慨于中日百姓的苦难生活和战争贩子的丑恶嘴脸，义无反顾投入中国共产党阵营，直至最终暴露牺牲。《临渊》通过中日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人们的多重视角，将矛头直指挑起战争的侵略者本身，将日本普通民众与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揭示了战争的最终受难者是人民的残酷事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传统的谍战小说，作者对于女性角色的刻画十分细腻，各有可爱之处。小说中的女性革命者是有着自己独立思想和人格的鲜明人物。卢一珊大学时期与余笑蜀相识并互生情愫，但她出于对抗战大局的考量，接近梁利群，放下了私人情感。她最后手戴红宝石戒指设局赴死，既是在为余笑蜀争取生的希望、向梁利群真挚而热烈的爱恋致歉，也是对理想的最后奔赴。梁欣怡背靠父亲的上东财团，享受着衣食无忧的优渥生活，但面临革命与家庭的冲突，她几次做出了艰难的决断。在复杂形势的逼迫下，梁欣怡同初恋男友赵兴安忍痛别离。数年后，面对自己深沉爱着的余笑蜀，她选择逃离家庭、国家附加在她身上的道义感与责任感，远赴他乡。在日本与余笑蜀的最后一次会面，她的隐忍让人动容。这些内在的矛盾撕扯和外现的力量与智慧，在乔月、千都真鹤子身上也有所体现。这让作品的层次性更为丰富。

长篇小说《临渊》写历史气韵连贯、画面恢弘，写人性却又幽深细致、丰富精微。在阅读过程中，我曾许多次设想过余笑蜀在七十六号窗前临渊远望、设网囚贼的画面，为他那惊涛骇浪的人生未曾得到一点安定而遗憾。或许，是我们今天依然活在这段历史的余脉之中，就像小说中的人物，即便在烟火日常中，也都心存执念吧。

（转载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