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杨星灿
惠风和畅，阳光普照。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市人民公园一条长廊下，我和老伴及一些老人正坐在长凳上晒太阳、聊家常，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杨老师。”我站起来，见有3位70多岁的女士已站在我的面前，我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两位：“你是何绍燕，你叫李翠云，你是——啊，陶淑梅！”
“我们是1963年毕业的，当时您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课，孙传胜老师教我们数学课。如今，我们都七十五六岁了，和您已有60多年没有见过面了，但您一下子还能叫出我们的名字，可见您对我们的印象有多深！”她们笑着回忆道。
相互聊了聊个人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后，我提议照一张合影留作纪念。她们紧紧靠在我和老伴的身边，带着甜蜜的微笑，被定格在手机的相册里。
这一幕动人的情景，旁边有不少老人啧啧称赞，让我一下子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回到20世纪60年代那段难忘的岁月。
1960年，我怀着美好的愿望和憧憬来到这座塞外小城，加入到教师队伍的行列。学校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沙滩荒野上，四周没有房子，没有道路，没有树木。在学校南面1公里远的地方有几间平房，是矿务局的筑路队和伊克昭盟汽车二队；西南角远处的沙滩上有一个小鞋厂；西北角是矿务局机关办公室和医院；北面和东北面分别是矿务局的两个家属住宅小区。“飞沙走石满穷塞，万里飕飕西北风”，是对当时这里风沙天气的真实写照。那时，成年人每人每月只有27斤粮食定量，副食品奇缺，商店里什么也买不到，经常饿肚子。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有几位年轻教师实在撑不住了，便打起行李卷，悄悄离开了学校。我和大多数教师却毫不动摇地留了下来，坚守在三尺讲台上。
我接手的第一个班叫“跃进班”，就是从四年级升入五年级后，用一年时间学完五、六年级两年的课程。这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压力都是相当大的。我和数学教师孙传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经常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调整和合理安排教学进度，认真备课写好教案，争取每节课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我们还加强对学生课外学习的辅导。那时，我和孙老师都是单身，可以把充足的时间都用来辅导学生学习。按照学生家庭住址，把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到学习小组巡回进行辅导，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星期日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在辅导学生之余，及时和家长交流情况，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共同关心学生的进步与成长。
那时，海勃湾城区只有两所小学，我所在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矿务局机关干部和工人子女，也有来自下海勃湾、火车站、六公里的。有一次，我和孙传胜老师商定，利用星期日大家都休息的时间，到六公里学生家里进行辅导和家访，并且事先告诉了学生和家长。可到了星期日临走时，发现天空阴沉沉的，像要下雨的样子。为防雨淋，我们把两位校工的雨衣拿上。不出所料，刚走到半道，突然狂风大作，黑云压城，雷声阵阵，大雨倾盆而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躲（雨）也没地方躲，我们赶紧穿上雨衣，相互搀扶着、顶风冒雨，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在路上。本来只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结果用了3个多小时才走到学生家里。家长们看我们冒那么大的雨，走那么远的路来辅导他们的孩子和家访，紧紧握住我们的手，激动地说：“两位老师实在太辛苦了，谢谢你们了！我们一定配合老师，把孩子教育好。”
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发烧到39℃以上，浑身酸痛、四肢无力，一群学生把我搀扶到医院。有的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还把当时市面上很难见到的水果、罐头等给我拿去，让我这个远离家门的游子解除了孤独之感和思乡之情。还有一次，初中班的几名女生觉得我的被子该拆洗了，她们就悄悄拆掉被里、被面，拿回家里洗干净、晾干，又拿回我的宿舍，一针一线缝上。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岁月无情催人老，人间自有真情在。从1960年到1967年，我一共教了7个毕业班，近400名学生。当年，他们还是十几岁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少年，如今已是年过古稀、或近八旬的老人。60多年来，有的学生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师生情谊愈加深厚。当他们见了我，或在电话、短信里，仍像过去那样亲切地叫我“杨老师”时，我感到无比的喜悦和自豪，发自内心感叹道：“当老师值了！如果相信人有来生，我还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