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延毅（1903—1992），字公卓、攻昨，号述菊、天行健斋主，1903年12月21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今辽宁省盖州市）城东土台村。父沈羹唐为清末拔贡，能诗善文，工书法，在当地名望很高。沈延毅自幼从其父读经学史，作诗临帖。弱冠时，文才书名即已称誉乡里。及长，就读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在吉林道尹公署任职，又在中东铁路督办莫德惠处司文书之职。光复后，曾任东北生产管理局秘书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沈阳市文史馆馆长。“文革”期间，被下放农村插队落户。1978年落实政策回城，任辽宁省政协常委、沈阳市政协常委、辽宁省书法协会会长、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等职，为辽沈地区的文史研究和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1992年2月23日在沈阳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书法史上，碑学与帖学相对而称。帖学以东晋王羲之书风为代表。沈延毅所以未从帖学而专攻碑学一路，他是把晋人书风与北魏碑刻作了长期比较研究之后才决定的。他认为晋书韵致姿媚，温雅有余，而伤于骨力不足。他指出，清代刘熙载评论王羲之书法“力屈万夫，韵高千古”乃溢美之词。平心而论，遍观右军书迹，“韵高千古”足真，“力屈万夫”不实。骨力是书法美的最基本要素，是书法艺术生命力之所在。若以骨力、骨气论，北魏书家王远的《石门铭》足以压倒王羲之的《兰亭序》。因此，他以诗直吐心声：“举世千年赞墨皇，临池反复细端详。龙蛇人笔苞元气，毕竟南下逊北王。”
早在沈延毅之前，就有众多书家对“魏体行书”进行过不断尝试和实践，如包世臣、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李瑞清、沈曾植等，但他们大都只是把注意力用在对字形或笔法的改良和融合上，而对谨严方整的结体缺乏大刀阔斧的重组，对方直生硬的用笔也没有跳出刀劈斧削的囿围。
沈延毅的书法在具备唐楷的基础和汲取北朝碑刻造像精髓后，即开始了向碑帖结合，以魏入行的书体，进行漫长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沈延毅曾作诗概括他这一时期的书法渊源，诗曰：“积健为雄颜鲁公，渊源篆隶肆圆锋。别开生面书中像，一帜独垂百代风。”沈延毅书法风格的形成是源于他的魏碑基础，尤其是《龙门二十品》。唐楷对沈延毅书法创作有一定影响，应该说，沈延毅的书法创作高峰期都有颜体的浑厚和欧体的险劲痕迹。沈延毅在接受魏晋碑刻后，将颜体与欧体的精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同时把《龙门二十品》的精神相融合。经过数十年的锤炼，沈延毅的书法自觉交融了某种心灵状态和精神状态。
沈延毅匠心独运地将行书技法融入魏碑，笔下或糅篆法，变方为圆，藏巧于拙；或参隶意，凝重而不乏活泼。同时加快了笔速，强化了行笔落墨的起伏和节奏。他善于在力度与速度的协调连贯中，化直为曲，化断为连，化正为奇，化静为动。这一系列的笔法、笔势、笔意，使原本各自独立相安的点画间呼应顾盼，意气流动。魏碑这一相对端庄、静止的书体，在不失去本质特征的情况下，以个性鲜明的精神，生发出具有时代写意气息的新的艺术生命。沈延毅笔下的魏碑行书，经特殊语言的现代诠释，在法与意的完美交融中，赋予了古老的石刻文字艺术以新的神韵与风采。
沈延毅的书法贡献即在于，同前代碑派书家而言具开创精神，为后世习书者提供了新的坐标与参考。他承前启后于20世纪中国书坛，风标独具。启功先生曾撰诗评价沈延毅先生：“白山黑水气葱茏，振古人文大地同，不使龙门擅伊洛，如今魏法在辽东。”对沈先生在魏碑上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转载自《中国书法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