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杨星灿
钢笔陪伴了我大半生。我对钢笔可以用6个字来形容:“爱之切，情难却。”
记得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是1948年在本村小学读三年级时，用7斤小麦从一位流动商贩的货摊上换的，还有一瓶蓝墨水。我第一眼看到它时，觉得很新奇，拧开笔帽，连着笔尖的是一个皮囊，皮囊里有一根很细的塑料管，皮囊外是金属片，吸墨水时，把笔尖插到墨水瓶里，用手轻轻摁几下皮囊外面的金属片，墨水就会被吸到皮囊里。我把新买的钢笔拿回家，让母亲用一块蓝绸子布做了一个笔套。上中学时，为了防止钢笔被盗，我到刻字店，专门在钢笔帽上刻上我的名字。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十年寒窗，我用它写了难以计数的作业、作文、读书笔记，经历了无数次的各种考试，让我深切地感受到，钢笔之于学生，犹如战士手中的武器，帮助我闯关夺隘，书写了人生的第一份答卷。
参加工作后，从三尺讲台的8年坚守，到报道组的9年磨砺，从宣传部的10年岁月，到矿工报的11年耕耘，我究竟使用了多少支钢笔，已无法统计了。但有据可查的是，从1967年开始从事专职新闻报道工作，到1996年从矿工报社退居二线，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新闻单位共采用我的稿件1700多篇、260多万字，都是我用钢笔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爬格子”写成。早年，党政机关和基层单位召开各种会议，都要给与会人员发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给新闻单位写稿没有稿费，给作者发本书，或发支钢笔和一个采访本。我参加的会议多，写的稿子多，得到的书、本、钢笔也多。至今，我还珍藏着十几支没有用过的钢笔，有英雄牌钢笔，北京金星牌钢笔，上海永生牌钢笔等。那时，包括笔者在内，都习惯穿上衣有4个兜的中山装或军干服，左上方小兜的盖上有个小孔，是专门别钢笔用的，把钢笔插到小兜里，笔帽露在兜外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凡是在上衣兜里插着钢笔的人，不是干部，就是有文化的人，会受到人们的仰慕和尊重。
退休后，我本想停下手里的笔，放松一下身心，过几年轻闲的日子，没想到，朋友推荐我参加《乌海的开发与建设》这部内蒙古党史大型系列丛书的编撰工作。盛情难却，我把刚刚撂下的钢笔又重新握在手里，连续干了3个寒暑。大概是从2006年编写《乌海公路交通志》开始，把使用了近半个世纪的钢笔换成了中性笔。这种笔不用吸墨水，笔芯里的油用完了，只需换一下笔芯即可，比使用钢笔省事、方便多了。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化科技的飞速发展，电脑已相当普及。我这个现代化科技的落伍者虽然不会用电脑打字，但“爬格子”的热情丝毫未减，写作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仅2012年至2016年短短的4年间在《乌海日报·晚报版》的“本土声音”“本土讲述”“本土追忆”3个专版，就发表我的文章277篇、70余万字，用掉的上海晨光牌0.5mm中性笔笔芯就有300多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熬过的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朔风凛冽的寒冬，手脚冻得冰凉、发麻，我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哈几口热气，坐下来继续秉笔疾书；在酷热难耐的盛夏，蚊虫叮咬，汗水浸透了稿纸，我用手帕擦去稿纸上的汗滴，一手握笔，一手挥扇，继续挑灯夜战。留存下来的数十本底稿和报纸剪贴，有的虽然已经发黄、破损，有的字迹也变得模糊不清，但笔端流淌的是我的心血与汗水，记录的是工人的发明创造和劳动成果，展现的是城乡的建设成就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由于常年坚持用笔写字，造成我的右手大拇指骨质增生，时不时隐隐发痛。现在我虽已年近九旬，但总也舍不得扔下手中的笔，对“爬格子”如此艰辛、如此烦琐的文字工作，仍乐此不疲。有时我也扪心自问：何也，如此？也许是情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