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
“哥，老胡同要被拆了，抽空回来看看吧。”正在和几个好友喝酒的我，接到老家邻居弟弟打来的电话，面对着满桌热腾腾的佳肴，顿时觉得索然无味。
邻居弟弟所说的老胡同，是我老家所在的胡同。这条胡同不长，只有短短的三四十米，居住着我们6户人家。我不知道这条胡同存在了多长时间，只知道胡同两侧那斑驳的墙面，从我记事时就已经有了。在印象中，这条胡同很宽，几个小孩子并排跑都不成问题。可是有一天，我开着轿车回老家时，却被卡在胡同里进退两难，才发觉自己对老家的记忆只限于这条胡同了。
胡同两边最初是低矮的土坯房，外面用掺了麦秸的泥糊了厚厚的一层，将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酷热阻隔在外面，让我们在里面安稳地生活。每逢下雨，调皮的雨水便会在上面留下一条条或深或浅的小沟槽，被冲下来的泥土在墙根形成一个个小丘。这些小土丘非常松软，软得就像后来进城后吃过的面包。即使是小伙伴们玩泥巴，也不会用那些土的，因为它们根本捏不在一起。大人们说，那是一些无根的土，就像离开娘的孩子，心都不往一块想了。
胡同最欢乐的时光是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在田地劳作了一天的大人和从学校回来的我们，几乎是同时踏进胡同。一边是黄牛“哞哞”的叫声，一边是大人询问孩子学习情况的声音，中间还掺杂着孩子们的打闹声。有个调皮的小伙伴有一次回答家长说“我在课堂上学了一个‘屁’字”，结果引起了满胡同的笑声。从此，“在课堂上学了个屁”成了大人与孩子打招呼的特有语言。多少年后，早已为人父为人母的我们坐在一起，聊到这个“梗”时，想起那些已经不在的大人们，不知不觉眼中都泛起了晶莹的泪花。
晚饭是老胡同最温馨的时刻。我们几家的厨房不约而同地都对着胡同开了一扇窗户，缕缕炊烟混合着水蒸气，伴随着柴火和饭菜的香气，将不大的胡同装扮成世间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如果谁家炖了鸡或者鱼，整个胡同都会知道的。小孩子们会嗅着香气，不停地咽着口水。不用着急，很快就会有人端着黑黑的粗瓷碗，送来或多或少的几块鸡或者鱼。在大人们互相谦让中，我们早已拿起玉米饼子或者窝窝头就着热腾腾的香气，大吃起来。同样的，谁家的瓜果梨枣熟了，准是先送给邻居们尝尝鲜，然后才去集市上换点零花钱，贴补生活用。
在老胡同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童年时光，随后便随着父母去了外地，直到大学毕业后才有机会回老家看看。幸好老胡同还在，否则我都找不到家在哪里了。
胡同两边的房子都换了水泥红砖的，以前那些随时都敞开着的栅栏门，全部变成了红漆铁皮门，并且关得严严实实，既看不到家里有没有人，也听不到院子里的任何声音。我家的房顶早已露了天，院子里长满了小树和杂草，天知道它们是从哪里钻进来的。父母如果知道了，肯定不会让它们冒出头来的。只是他们现在居住在遥远的城市里，即使想这样干，也没有那份体力和精力了。屋子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了，透过倾斜着的房门，我看到了北面墙上那几排已经分辨不清颜色的奖状，那是我和姐姐们上学时获得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们还是规规矩矩贴在墙上，连个角都没有损坏。想起父亲一遍遍地往墙上刷糨糊，认认真真贴奖状的样子，想笑，更想哭。
出了家门，正好遇到邻居弟弟。他愣了一下，连忙跑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再三地问：“哥，你怎么想起回来看看了？”手上有种被厚厚的老茧刺痛的感觉，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我忽然感觉他像极了小时候语文课本中的一个老农，只是老农抽的是烟袋，而弟弟掏出来的是烟卷。弟弟非得让我去他家坐坐，而我却要赶时间，只得无奈地推辞着。弟弟一脸失望的表情，喃喃地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也不来家里坐坐。”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他，告诉他我还会回来的，有事就打电话联系，他这才同意我离开。
可是我最终还是食言了，一晃几年时间过去了，我却再也没有回老胡同看看。邻居弟弟每年都要打几个电话，和我说一说家乡的变化。他说村里的房子越盖越好，可是老人越来越少，好多人想见却再也见不到了。前不久，他又打来电话，说有一家企业要用地，需要整个村庄搬迁。隔着长长的电话线，我说：“这是好事呀，农村要发展，还得靠工业。”弟弟沉默了一阵，回答说：“怎么哥哥你也这么说？企业来了，家就没有了。”我当时笑着说：“面包会有的，新房子也会有的。”弟弟说：“好吧，哥你学问高，懂大道理。那我就去支部签字去。”我特意嘱咐他代我签字，弟弟答应了。
这次接通弟弟的电话，我以为还是要闲聊一阵，可弟弟只是翻来覆去讲一句话：“哥，再不回来看看，家就真的没了。”我端着酒杯，没有说话，只是一点点慢慢品尝着里面那已经变得苦涩的酒。
弟弟说得对，树高千尺离不开根，风筝飞得再高，最终还是要回到地面。外面的世界再精彩，故乡才是灵魂的归处。即便路途再遥远，身边的琐事再繁杂，我一定带着年迈的父母一起回去，看一看那条即将消失的老胡同，重温那段儿时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