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面秦始皇》书影
谈起秦始皇，中国人几乎无人不晓。两千多年来，他始终站在历史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盛赞他扫六合、定郡县，奠定大一统格局，是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也有人痛斥他焚书坑儒、大兴徭役，视其为穷奢极欲的暴虐君主。
汉学家李安敦的《千面秦始皇》，并不执着于打捞嬴政本人的真相，转而把目光投向后世两千余年的层层阐释。他认为流传下来有关秦始皇的各种记载、传说、图像、文艺作品，并非直通历史真相的透明玻璃窗，而是一块块形态各异的透镜。每一块透镜，都烙印着制镜者所处时代的立场、诉求与偏见。
笔墨千秋 两个极端
提起秦始皇，多数人的认知源头来自《史记》。李安敦在书中一开始便提出，《史记》距离秦始皇离世已逾百年，同样是后世加工之后的透镜。
司马迁毫不避讳秦始皇盖世的功业：横扫六国结束数百年战乱，搭建官僚国家体系，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同时，秦始皇刚愎自大，晚年深陷对长生不死的偏执狂热。功业煌煌，却被性格的缺陷拖入覆灭的深渊，一功一过，构成完整的悲剧叙事。
可《千面秦始皇》提出，司马迁写作背后具有一定的现实考量。司马迁能够掌握的一手原始资料有限，主要依靠残缺的秦国档案《秦记》，又大量吸纳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不少素材来自《燕丹子》这类杂传，并非严谨官方档案。像广为流传的“嬴政乃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更多是后世附会的坊间传闻。尤为关键的是，司马迁写秦始皇，暗含借古讽今的用意。汉武帝同样好大喜功，热衷封禅，迷信方士，苦苦追求长生。司马迁借着秦始皇盛极而亡的悲剧，委婉警示当朝帝王，劝诫统治者切勿穷奢极欲。所以，《秦始皇本纪》从诞生之初，就带有现实讽喻的目的，并非纯粹客观的历史记录。
大汉建立之后，为论证汉朝取代秦朝的合法性，一套“伐秦”的儒家叙事逐步成型，秦始皇慢慢固化为夏桀、商纣一般的暴君符号。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贾山《至言》、董仲舒策论，共同搭建起汉儒批判秦政的话语体系。
在这套叙事框架之下，焚书坑儒被放大为秦始皇标志性的滔天罪行。到了明代，张居正编纂供小皇帝万历阅读的帝王教科书《帝鉴图说》，直接将秦始皇归入“狂愚覆辙”的类型。遣使求仙、大营宫室、焚书坑儒三件事例，作为帝王必须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辅以版画图像，让秦始皇暴君的形象自上而下广为传播。
《千面秦始皇》注意到，每当社会遭遇动荡，传统儒学权威受到冲击，就会出现为秦始皇重新评价的思潮。
步入晚清，山河破碎，列强环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学界重启对秦始皇的解读。章太炎写下《秦政记》《秦献记》，高度肯定秦朝官僚制度。在他看来，秦朝不靠血缘贵族把持朝政，选贤任能，赏罚相对公允，而秦始皇的过错，不过修建阿房宫、派遣徐福入海求仙寥寥数件。梁启超提出，天下走向统一是历史大势，就算没有嬴政，也会有其他人完成大一统，秦始皇更多的是时代潮流的执行者。萧一山更是感慨，危难之际的近代中国，迫切需要秦始皇一般强有力的人物来力挽狂澜。
可见，两千年时光流转，同一个秦始皇，被塑造成悲剧英雄、无道暴君、制度革新者、民族象征、阶级代表。每一种解读，都深深烙印着所处时代的现实诉求。
简牍出土 又见大秦
近半个世纪以来，一大批秦代简牍重见天日。睡虎地秦简、里耶古城木牍、兔子山遗址简牍，这些埋藏地下的一手官府档案，为研究者推开了一扇直通秦帝国的窗口。
睡虎地秦简中的《语书》，是公元前227年南郡守腾下发给南郡各县官吏的文告。南郡本是楚国故土，被秦国占领数十年，楚地本土的风俗信仰依旧根深蒂固。郡守腾颁下法令，要求地方官吏严格推行秦法，改造当地所谓“恶俗”，其中就包括楚地盛行的巫风、与秦律相悖的习俗。这份文书让我们看到，秦国的统一，除了战场上攻城略地，还伴随着制度、风俗、文化层面的强制改造。
湖南里耶古城出土的“书同文字”木方，则刷新大众对于“书同文”的固有认知。以往不少人简单理解为，秦朝把全国文字统一为小篆。这份木方记录大量文字用法的硬性规范：修正忌讳字形，严格规范“皇”字写法；禁止把神圣的“帝”字用于民间巫觋；旧的“王令”改称为“诏”；把“公室”“王室”替换成抽象词汇“县官”，用来指代国家官府。
其中，“县官”一词的出现，意义非同寻常。这代表国家不再等同于君主私人家庭，进而演化成一套去人格化的官僚机构。可见，所谓“书同文”，不仅仅是字体层面的标准化，更是一整套官方话语体系、政治概念的规范化，服务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洞庭郡守礼在公元前220年发布的一份公文，更是颠覆了后世对秦朝徭役的刻板印象。文书明确规定，官府调派人力运送军备物资，优先征调刑徒、隶臣妾、负债赎罪者。农耕时节，尽量不征调普通平民承担徭役，避免耽误农事生产。倘若农忙时节随意征发黔首，主管官员将会遭到弹劾追责。
更让人耳目一新的，当数湖南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诏书。按照《史记》的叙事，胡亥依靠沙丘政变篡改遗诏，非法登上皇位，上位之后暴虐残忍，大肆屠戮宗室大臣，横征暴敛，天下苦不堪言。但这份胡亥登基之后颁行全国的原始木牍，呈现出来的新君形象，与传统史书大相径庭。
李安敦就此分析指出，《史记》所记录的沙丘之变，是汉代成型的历史叙事。胡亥是否全然是昏庸暴虐的篡位之君，值得借助出土材料重新审视。这提示后人，汉代人笔下的秦二世，已经经过了二次加工。
在《千面秦始皇》看来，历史研究不能简单地将通俗文艺斥之为“戏说”便置之不理，大众叙事本身就是秦始皇文化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环。
（据《齐鲁晚报》，文：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