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二人盘舞铜扣饰 “滇国相印”封泥 西汉 纺织场面贮贝器 西汉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办的“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分为三大部分，层层递进，讲述了古滇文明融入华夏版图的故事。展出的276套422件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证实了云南从“徼（jiào）外之邦”到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 泛舟古湖 初识古滇人 乾隆十五年（1750年）农历三月，乾隆皇帝下旨，将扩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时大规模拓挖的山下湖泊命名为昆明湖，此举效仿汉武帝为经略西南在长安城西南开凿昆明池的做法，旨在彰显他与汉武帝一样拥有“拓疆守土、平定四海”的志向。 据《史记·平准书》和《汉书》记载，汉武帝派使节欲借道古滇国（今云南）前往南亚，但被昆明部落阻挠，汉使被杀。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地区分布着滇、昆明、哀牢、劳浸、靡莫等众多大小不一的族群，史籍中统称为“西南夷”。各族群发展程度不一，其中的昆明族（位于滇西）以游牧为主，拥有水域辽阔的滇池，势力强大，经常与周边族群发生战争。 汉武帝为征讨昆明族，准备模拟滇池水战以操练水军。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在西周灵沼基础上予以扩建，开凿了一处人工湖泊，取名昆明池，其水域面积宽阔，史传周长40里，约332顷，相当于两个半杭州西湖。 史籍说昆明人“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但红土坡墓地一次出土194件杆头饰，大波那遗址出土了铜棺墓，鳌凤山有大型竖穴土坑墓——这分明是有社会组织、有等级分化的定居族群，并非全部是史书里描述的游牧部落状态。“昆明人”后来融入西南各民族之中。 印与封泥 归融的明证 在昆明人征战的周边敌人中，滇人是老对手。考古发掘证实，《史记》所称的“西南夷”中，最为强大的一支还要数滇人。战国时期，生活在滇池区域的滇人崛起，建立滇国。 一枚极不起眼的“滇国相印”封泥是展览中的重要文物之一，这是考古发掘的文物中第一次出现“滇国”二字。封泥是2020年在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针对废弃河道的一次清理中发现的。“滇国相印”封泥揭示了“相”为王国中最高行政长官，为天子代置，王国内的事务均由“相”来负责掌管，并督导诸侯王。“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为了解滇国附汉后的政权性质、行政模式和职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实，早在1956年，紧邻河泊所遗址的石寨山墓地中就已发现“滇王之印”（展览现场为复制品）。此印为金质，蛇钮，蛇背上饰鳞片纹，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字，实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汉武帝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历史记载，表明司马迁笔下的“滇国”确实存在过。 同样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墓地的纳贡场面铜贮贝器（贮藏海贝的青铜容器），年代为西汉，原本由上下两鼓组成，但出土时上鼓已残。从保留下来的部分中，可清晰地看到诸多发型、服饰、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他们或牵牛引马，或负物前行，生动地展示了臣服的西南夷族群向滇王纳贡的场面。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在击灭与滇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部族后，兵临滇池，滇王举国降汉。汉武帝以滇国故地为中心，设立益州郡，下辖二十四县，保留滇王的同时，设“滇国相”“益州太守”等职。东汉阳文篆书“益州太守章”封泥也出自河泊所遗址。益州太守为益州郡最高长官，集财政、司法、军事、人事等多项权力于一身，连接中央与郡内诸县，传达并监督执行中央政令，监管所属各县大小事宜。本展定名为“疆壤益广开郡县”虽取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中“州之疆壤益广”之语，实则以此封泥为根基。 三件文物合称“滇地三印”，展示了中央政府统一西南后在当地建构的三层权力结构。从历史地理与行政制度角度看，两件封泥揭示了汉代郡县垂直管理体系，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滇中地区就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而“郡守”与“滇王”印信并存体现了“郡国并行”，是“羁縻政策”的具体说明。两套体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唯有如此，归融之后的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 经略西南 润物细无声 秦始皇开“五尺道”，首次将云南部分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并尝试推行郡县制。它北起今宜宾市，南抵今云南曲靖，全长2000余里，成为西汉南夷道、唐宋石门道的前身，因路宽五尺，故史称五尺道。 西汉武帝时期，为打通从巴蜀经云贵高原至岭南及印度等地的交通线，开始经略和统一西南夷。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设立益州郡，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在滇西哀牢故地设置永昌郡，经过近200年的经略，基本实现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全部统一及郡县制统治。云南完成了从“徼外之邦”走向“郡县之地”的历史性跨越。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封泥、瓦当等实物，直观印证了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长期有效的行政管辖，那些尘封了2000多年的治理细节就此展示于世人面前。邮传文书、户籍登记、功劳申报、刑罚记录、《论语》残简——从职官到邮传，从赋役到户籍，从刑罚到教化，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已在西南边疆扎下了根。 伴随着行政管辖的确立，大量汉族移民通过屯田、戍边、徙民等方式迁入。汉式器物、内地礼俗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随之传播开来，汉文化逐渐成为西南夷地区的主体文化。 出土于昆明晋宁左卫山墓地的东汉时期的陶陂池水田模型再现了西南夷地区特有的水利灌溉系统。模型由中间一道堤坝隔为两半。一半为陂（bēi）池，池中有鱼、青蛙、虾、鳖、鹭鸶；另一半为水田，分为六格，代表六块水田，水田内有螺蛳、蚌、泥鳅。陂池水田始于西汉末年，是内地先进水利技术与西南夷特殊地貌相结合的产物。它充分利用了云南多山多雨的地理特点，通过陂池蓄水、沟渠引水，使水流入耕田，有效解决了山区灌溉难题。 汉风南渐、夷汉交融，云南地区在族群结构、生产水平、物质生活、文化风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汉朝人对于生死的理解与丧葬观念也融入西南族群的生活，比如中原的西王母信仰，博山炉里香烟袅袅，陶鸡陶狗按汉人的规矩陪葬，连佛像都出现了。但是，滇人的魂还在——只是从台面上退到了细节里。归融绝不是一刀切，而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漫长过程。 （据《北京青年报》，有删减，文：王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