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博虎钺 商代 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藏
近日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开幕的“寻绎夏商”特展集结了国内35家重量级文博单位的文物精品，总计达163件（套）。展览通过系统呈现夏商两代在生业营建、祭祀礼仪、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就，展现中华文明从古国时代到王朝时代转折期创造的灿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王朝之基 起于夏代
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各区域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发展，逐步进入古国时代。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地区兼收并蓄、持续崛起，以陶寺、石峁（距今4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两大重要史前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和陕西神木）为代表的区域中心汇聚四方文化因素，开启了以中原为引领的历史进程。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在伊洛河畔崛起。夏王朝的核心文明圈层，始终锚定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中原腹地，也就是今日河南一带，这也是学界界定夏文化的核心地理标尺。夏商两代，王朝国家的物质根基在此奠定。
近1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新发现多个布局严整的网格街区，与洛河以北古城村的壕沟与墙体相结合，说明早期王朝城邑有复杂的城垣（壕）围护。将这一考察视角扩展到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方城八里桥等10余处夏商城址，考古队相继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存也都存在着不同结构的环壕、城墙及以道路、壕沟或墙体分隔的网格状街区布局，彰显了夏商时期的都邑已经具备明确的空间利用和设计规划。
商代的建筑形式也暗藏在与建筑相关的文字里。从甲骨卜辞中可见，如安、室、宗、向等都带有一个斜坡形的屋顶。据此推测，商代普通建筑的屋顶主要是这种两面坡的形式。
从夏代早期城邑的初兴，到二里头开创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制，再到商代都城规制承袭，数百年间，“择中立宫、功能分区、中轴对称”的都邑理念落实于制度，奠定了此后数千年王朝都城的空间范式。
中原聚合 四方辐射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夏并非封闭孤立的区域文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大区域的古国文明都曾持续向中原输送各自的文化因子，深刻地参与了夏商文明的塑造进程。因此，“寻绎夏商”特展汇聚了来自甘肃、河南、内蒙古、山西、湖北、四川、辽宁等35家重要文博机构的藏品。它们涉及内蒙古赤峰与辽宁接壤的红山文化、晋南陶寺文化、河南北部的仰韶文化、陕北神木的石峁文化、海岱（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重要的文明形成来源。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多件玉戈、玉璋发掘自高等级墓葬，是探索夏代礼制与王权的核心实物证据。从展柜中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礼器玉璋到展墙上玉璋出土范围图，提示我们玉璋所达的地域范围在各种礼制性玉器中最为广泛。它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东起龙山文化，北至石峁文化，西南达三星堆及金沙文化，南到香港，远及越南等地，呈辐射状。玉璋的传播轨迹直观地展现了夏代广域王权国家的影响力，同时说明，这条玉器传播通道已突破夷夏地理界限，串连起连通各大区域的高等级礼器共享体系。
至商代，龙被铸于青铜礼器之上，与神面纹、鸟纹等交织成神秘威严的纹饰体系。从红山到殷墟，龙的形象在变，但其沟通天地、昭示权威的特性却一脉相承。
农为邦本 五谷齐备
夏商两代完成了中国早期农业的历史性跨越。在史前至夏代的漫长发展阶段，中国南北方农耕文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特质。南方农耕区长期以单一水稻种植为核心生产模式，农业结构单一，无法有效抵御洪涝、干旱、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导致族群生存与社会发展的抗风险能力薄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二里头先民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构建起多作物混种的五谷农业体系，粟、黍、稻、麦、菽多元协同种植。从二里头遗址中陆续发现的植物种子看，以农作物的数量为大宗，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五个品种，其中水稻和粟的出土数量最多。
近年来，考古学家还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分析夏商家族形态等问题，发现各地理单元内会有不同人群世居其间，这说明跨区域的流动和互动一直在发生。稳定的农业生产使得以二里头为核心的大范围、常态化的跨区域物资、技术与物种交流成为可能，促成各区域部族、方国与二里头王朝保持密切的往来互通。从南北作物的自发交流，到国家的统一调度，体现了王权的统治力。2019年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时庄遗址发掘出土的29座粮仓成为夏代集中储粮的实证。
农业种植的模式与技术传至商代，从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中可见关于农业的祈愿、管理、种类等方面的内容。青铜器也开始应用于农业活动，虽为数尚少，却开启了金属农具取代石骨农具的漫长历程。以农立国的传统，自此肇始。
青铜时代 百工兴盛
青铜时代始于夏朝。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迄今已发现各种金属器物100余件，质地有红铜、铅和锡铜合金以及铅铜合金、铅锡铜合金、砷铜合金等。二里头青铜冶炼技术已经明显超出陶寺、王城岗和新砦阶段，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青铜器生产基地。晚夏铜礼器已作为当时社会等级辨识的重要标志。
网格纹铜鼎来自二里头夏都博物馆，被誉为“华夏第一鼎”。它出土于二里头遗址，虽然只有A4纸大小，却是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是王权礼制萌生的实物见证。展厅里还有一件更小的带盖铜鼎，器物高约5.1厘米、重约50克，出土于河南安阳农行干校一处未成年人墓葬，是国内已知体量最小的商代铜鼎。它或许是古代孩童的玩具，也可能是为早夭孩童制作的丧葬明器，默默诉说着3000多年前父母的不舍。
商代晚期，殷墟形成了以宫庙区为核心，南、西、东三面手工业区环绕的四大生产区域。这些生产区域通过完善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网络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运转高效的手工业生产体系。殷墟手工业实行“王室统筹、族邑执行”的双轨管理制度，王室主导宏观管控，族邑负责生产全流程组织，并设专员管理从原料至成品的各环节。族邑聚落兼具生产、居住与丧葬功能，形成“工、居、葬合一”的复合形态。正是依托于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先民们才创造出发达的物质文明。
（据《北京青年报》，有删减，文：王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