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形辔饰 马饰具的形状及各部位名称与唐代马具如出一辙 器物既有银的素雅，又有金的华贵。 鹿衔草纹 长方形辔饰 契丹人的马具不仅形式丰富、设施齐备，而且用材精良、装饰华美，是中国马具文化的鼎盛阶段。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辽国马饰具中，有一组4套157件，由白银锤揲、錾刻、模压、鎏金、抛光等工艺而成的鹿衔草纹银鎏金马饰具，包括马笼头饰、盘胸饰、后饰等，高贵华美、气势非凡。 马具文化的巅峰 1953年，赤峰市大营子村西北处的山地被雨水冲出一座古墓，当地政府得到消息后立即将古墓保护起来，并报告上级单位。经考古工作者研究，认定这是辽穆宗应历九年（公元959年）奥姑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出土了大量随葬品，还有一块长达500余字、以汉文撰写的墓志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发掘辽金诸墓葬中研究价值最高、收获最大的一次。 为此，我国历史学家金毓黻（fú）先生1956年发文说，借此次发掘，可以考见辽国的建筑和工业艺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出土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考见辽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情况。墓中的遗物是死者生前的用品，拿它们与现代北方的社会用品作比较，可以知道近一千年前社会发展的程度，因此，这次发掘包括墓志铭在内的出土器物，是研究辽国社会的宝贵资料。 奥姑公主即耶律质古，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钦皇后的女儿。墓志说的“驸马”是辽国卫国王萧沙姑，又名萧屈列。 经发掘，在墓的南侧室共出土8组马具，有完整的笼头、盘胸和鞍上的披挂。内蒙古博物院典藏部工作人员马颖介绍：“从辽朝壁画、绘画及考古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契丹人的马具不仅形式丰富、设施齐备，而且用材精良、装饰华美，处于中国马具文化的鼎盛阶段。辽朝的马具分为鞁（bèi）具和鞍具。鞁具由辔（pèi）头、衔、镳等组件构成。鞍具是马挽具的总称，包括鞍子、夹板、鞧（qiū）等，其中马鞍居核心地位，包括马鞍、障泥、镫、胸带、蹀躞（dié xiè）带、鞧带等。墓中出土大量成套马具，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它解决了过去发现的很多马具饰件用途不明的问题。” 马颖介绍：“银鎏金是我国古代经典的装饰工艺，以银器为胎体，在表面镀一层纯金，让器物既有银的素雅，又有金的华贵。这套马饰具由凸形饰、长方形辔饰、圭形辔饰、带扣、带箍组成。其中，凸形饰长9.2厘米、宽5.9厘米，中间有菊花形凸起图案，外围饰有鹿衔草纹，背面有6个银爪，扣于铜板上。长方形辔饰约长4.62厘米、宽2.6厘米；圭形辔饰长5厘米、宽2厘米，核心纹饰是鹿衔草纹，带扣的扣环上有忍冬纹，背面有3颗用于固定的银钉。带扣后面是带箍，长3.4厘米、宽2.3厘米。这些马饰具的形状及各部位名称与唐代马具如出一辙，反映了辽国的风貌及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情况，是民族交融的历史见证。” 文化交融的见证 辽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环节，在民族融合、制度创新、文化艺术、中外交流、边疆开发等方面，尤其是辽国的“南北面官”“因俗而治”政治制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辽的发展过程中，中原王朝及奚族、渤海、室韦等部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逐渐渗透到契丹文化当中，最终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本族特色的游牧文化。正如金国文学家、历史学家元好问所说：“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契丹最初与中原往来是互市贸易、朝贡赏赐，契丹以马匹为代表，中原则向契丹输出农产品、手工艺品、金属制品和日常用品，如文房四宝、北宋瓷器、唐宋玉器、丝麻制品、绘画等，契丹吸收、借鉴了这些物品的形制、装饰题材和工艺技法。辽国的马饰具集奢华与精巧于一体，银络金镫，鎏金鞍桥，饰以各种精美图案，錾刻细腻，流光溢彩。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中记载，端砚、蜀锦、定瓷、契丹鞍、夏国剑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鹿衔草纹银鎏金马饰具中的组件圭形辔饰、盘胸和后鞧上的长方形辔、凸形饰，上面都有四肢收拢、昂首挺胸、体态饱满的卧鹿口衔仙草纹饰，缨罩上是奔鹿口衔仙草的纹饰，统称“鹿衔灵芝纹”，盛行于唐代、辽金时期的马具和金银器上。鹿口中衔的“草”，大多是灵芝，象征长生、祥瑞，有时也简化为卷草、瑞草的形式，线条舒展飘逸，和鹿身的线条呼应，形成动中有静的平衡感。 辽金时期流行鹿衔草纹，是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果。汉代是鹿衔草纹的初期，鹿“衔”的是“绶带”，寓意官禄绵长。唐代，鹿衔草纹成熟定型，鹿衔灵芝、瑞草的形象在金银器、铜镜上广泛流行，随着丝绸之路影响了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器物风格。辽金时期，契丹、女真贵族盛行用鹿衔草纹装饰马具、金银器，辽国驸马墓出土的这套银鎏金马饰具，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纹样粗犷、饱满，带有游牧部族的豪放气质。对游牧部族而言，鹿是草原上的祥瑞动物，象征着生命力、狩猎丰收，鹿衔草纹出现在马具上，既体现了人们对鹿的图腾崇拜，也寄托了出行平安、草原顺遂的愿望。 （据《内蒙古日报》，记者：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