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剑阁县翠云廊古蜀道两旁的千年柏树郁郁葱葱
今天是植树节。为给后人留下片片绿荫，人们怀着期待种下一棵棵树苗。路两旁的行道树，同样是前人种下，不仅方便路人乘凉，还发挥着防尘、降噪、净化空气和调节气候的作用。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行道树。行道树中不仅有高大挺拔的杨柳，还有果实香甜可口的桃、李、樱桃、石榴等果树。
先秦时期
“桃、李垂于街”
中国栽植行道树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周代。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明文规定在国道和乡野两旁，除了设立驿站和水井，也必须栽种树木。《国语·周语》中也有“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舍以守路”的记载。当时种植行道树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列树以表道”，用树木作为标记，明确规定道路的范围，让行人在远处便能望见道路的延伸方向；二是兼有“以荫行旅”的作用，为往来商旅提供休憩之所。周代对行道树的种植极为重视，设有专门官员负责此事，“野庐氏”便是掌管王城洛邑内外道路上的客舍、驿站、水井、树木等事务的官。
春秋战国时期，行道树已在列国都城推广，树种选择也呈现多样化。《吕氏春秋》载：“子产相郑，桃、李垂于街。”郑国名相子产执政期间，都城新郑的道路上种植桃树与李树。果树充当行道树，既能界定街巷、荫庇行人，又能收获果实，兼具生态与经济双重效益。《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公元前564年诸侯伐郑时，“杞人、郳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可见栗树也是当时普遍栽种的行道树种。
受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因素影响，东周各诸侯国种植的树木各不相同。比如晋国都城内植有槐树；魏国都城内植有杨树；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纪南城）在城门口或都城内外的大道上广泛种植楸树，诗人屈原就曾在他的作品里对郢都以楸树为主的现象进行过描述。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大修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驰道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连接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陆上交通网络系统。《前汉书·贾山传》描述这些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在宽五十步的道路上，每隔三丈就种植一棵青松，驰道及行道树的标准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唐代“公主柳”
扎根西藏
汉代以来，行道树种类日益丰富。西汉长安城的街道旁，种有槐、榆、松、柏等树；东汉洛阳城在道侧种植桐、梓、栗、漆等树。曹魏时的洛阳道旁种植果树，左思《魏都赋》中的“驰道周屈果下”，生动反映了果树遮道的景象。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将发展行道树作为整顿秩序的重要措施，“自长安至于诸街皆夹路树槐柳”。百姓欢唱“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称颂道路绿化带来的种种便利。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在河畔筑御道植柳。这么做的原因，除荫庇行人外，还有“树根四散，鞠护河堤”及供“牵舟之羊吃叶”的实用考虑。隋炀帝还下旨“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音jiān，一种厚织物）”。重赏之下，种柳树蔚然成风。短短数年，自洛阳至江都（今扬州）柳树成行，绿荫如盖。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写道：“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
唐代，不仅长安城广种柳树，柳树还被文成公主带到了吐蕃（西藏）。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嫁妆中就有成捆的杨柳苗。文成公主到达吐蕃后，将长安的杨柳移栽于大昭寺和拉萨街道两旁。高原苦寒，种植不易，公主和随行的园艺工匠费尽心血才将这些柳树种活。这些柳树既增添了当地的绿意与柔美，深扎的根系也守护着河岸。时至今日，在西藏仍有很多柳树荫蔽着当地居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公主柳”。
唐玄宗在绿化上别出心裁，他在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下诏：“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这道诏令，让长安、洛阳的主要街道，变成了一条条飘香的“果木景观大道”。长安城的主干道两旁，除了原有的槐、榆、柳，开始出现成行的樱桃树、石榴树、杏树、桃树。每当春夏之交，花果相继，灿若云霞。当时在长安留学求法的日本僧人普照，对两京的“果树大道”印象深刻。他认为这不仅美化了环境，更能使行旅之人渴倦得果，暂能疗饥渴，亦显仁政。回国后，他立即上书朝廷，建议在奈良、平安京（京都）的街道旁效仿种植果树。这一“唐风东渐”，深刻影响了日本古代都城的绿化理念。
明代“古柏大道”
绵延三百里
宋代时，开封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城壕曰护龙河，阔十余丈，壕之内外皆植杨柳”。主要大街栽有“古松怪柏”，道旁还有樱桃园、石榴园等果圃。开封御道“砖石甃（音zhòu，用砖砌）砌御沟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望之如绣”，街景之美，已臻“彩化”境界。
元世祖忽必烈认为种植行道树夏天可以荫庇行人，雪天可以标明道路，因此倡导在道路两旁普遍栽植行道树，每株间隔不得超过两步，“并任命官吏，保持路途，使之不致损坏”。
明代行道树种植规模更大。明代后期在京城内广植行道树，紫禁城四周夹道皆槐树，十步一株。从东华门至景山，夹道也都植有槐树，今景山西街仍留有当时栽植的古槐数株，至今已300多年。明正德年间，知州李壁在四川剑阁组织民众在三百里长的大道旁种植柏树十万余株，形成今日犹存的“古柏大道”。
清代出台专门保护行道树的政策，要求对行道树必须妥善保护，不能损伤或砍伐，“无论官民，倘有不遵，并加以治罪”，还将保护行道树作为地方官吏的职责之一。晚清进士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记载：“清时官道，宽数十丈，两旁树柳，中杂以槐。官道六百余里，两旁古柳参天，绿荫幂地，策蹇而行，可数里不见烈日。”清代左宗棠修筑了从临潼到玉门关的大道，道路两旁全都种植柳树，人称“左公柳”。这些柳树既宣示主权，又改善西北戈壁荒漠的恶劣环境，至今犹存。
晚清时期，乡土树种在各地延续发展，国槐在北方城市、香樟在江南城镇、榕树在岭南地区，与引进树种共同构建起中国城市的绿色骨架。
（据《北京日报》，文：母念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