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朝丽景轴》 清 陈书
“日赏繁花夜观灯”，明日就是正月十五，花灯、花市都昭显着新春的喜庆。花市，这个人们如今买花最常去的场所，从南北朝起就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
墟集初闻卖花声
花市的历史可追溯至晋代“花朝节”的流风余韵。花朝节是为了庆祝百花生日而设立的岁时节庆，以春日踏青赏花为核心活动，六朝时期初步发轫，唐代正式以农历二月十五为“花朝”。是日，士女（指青年男女或民众）郊游玩春、扑蝶为戏，宫廷、民间皆以赏花为乐事。
花朝节的兴起，加之家居赏花的需求，刺激了当时花卉的栽培。长安、洛阳等地出现了专门销售花卉的“花户”，不过此时并未形成固定的市场规模，花卉交易多呈小型、流动的状态。
真正成规模的花市，最早出现于唐代时的广州。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爱花的广州人就因地制宜，遍植豆蔻花、鹤草、山姜花、兰蕙、水莲、桂、朱槿、刺桐等南国花木，又互通有无，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出售花卉的墟集（古老的集市形式）。
唐玄宗在位时，广州专门艺花（种花、插花、赏花等）、卖花的人数已颇为可观。官方在花地河河口设立了大通港，本土的花卉通过大通港远销至欧洲；不少舶来的花卉也在此港登岸，茉莉、水仙、郁金香等，皆由此时起“入籍”广州。大通港口沿途的沼泽湿地得天时地利，逐渐被开垦为鲜花种植地；今芳村花地古称花埭，河涌纵横、堤堰曲折，自隋代起当地居民便在此垦荒植卉，渐有花田。广州内外四野芳香，卉木交长，“花田一片光如雪”“相逢尽半是花农”，这些诗句就是欣欣向荣的唐代广州花业的写照。
当时的花卉交易网也已形成。名相张九龄《春江晚景》诗中有“薄暮津亭下，余花满客船”，写的就是当年广州古芝兰湖卖花船的情景。《北户录》有“山花燕脂……正月开花，土人采含苞者卖之”的记载，唐末刘恂的《岭表录异》则有“朱槿花……俚女亦采而鬻（音yù，意思为出售），一钱售数十朵”之录。可见广州此时不仅有固定的花市，更有流动的卖花船穿梭于水网，街头巷尾亦不乏担花叫卖的小贩，形成了交易网络。
元夜花市灯如昼
作为宋代的政治文化中心，汴京花市的繁华也是拔头筹的。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可见彼时的汴京，卖花、赏花的集市已十分兴旺。
南宋时，随着迁都临安（今杭州），花市的盛况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江南的湿冷，挡不住人们去水乡的巷弄里寻找春天的热情。临安风景如画，四季百花争妍，赏花习俗也非常兴盛。新的城市结构打破了唐代的坊市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空间限制，于是日常消费鲜花的风气彻底深入到每一户民家，家家户户都插花、簪花、赏花。从文人的案头、千金的闺阁到僧侣的禅房，无不遍插千姿百态的花朵。
由于南宋社会对鲜花需求极大，给花卉贸易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从而也带动了临安鲜花贸易的繁荣。花卉市场按照“花市”“花团”“花局”等不同规模、档次和品种进行分门别类精准布局。一般花市规模最大，花团略小，花局多为经营花卉生意的商铺。比较知名的“官巷花市”“城西花团”相继成立，花卉成了重要商品。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须知南宋一万贯钱，约等于如今的300万元人民币。
南宋时期的广州花市也已经非常成熟，不仅售卖鲜花，还出现了花苗、花器、插花工具等配套商品，形成了完整的花卉交易产业链。而且，整个花市开始与民俗节庆深度融合，推动了应季花市的兴盛，最终演变成今日人们所熟知的、充满浓郁年味的春节花市。
百户千家花如锦
明清之际，花市的规模达到了新的高峰。明代的苏州，正月里玄妙观花市最是热闹。道士们在观前摆花摊，卖的是本地培育的“虎丘海棠”“天平梅”，还有杭州运来的“西溪兰”。文人墨客爱逛花市，唐伯虎曾画《岁朝图》，画里有他从花市购得的瓶插牡丹、案头佛手。平凡的日子在花的陪伴下也能过成诗。
明代中叶，气候温润、万商云集的珠江三角洲崛起为全国性花卉产区。广州河南二十三乡多半以种花为业，花农拂晓摇橹，把一船船素馨、茉莉、瑞香等，经花渡头运入城，在藩署前设摊摆卖。七座城门就是七座花市，每天仅素馨一项便卖断数百担，其他花卉也是琳琅满目。“浴罢晚风吹末利，沿街都是卖花声”，名士俞士琮笔下的广州就是这样的花海飘香。
清末，广州固定在春节前夕大规模举办小年夜至除夕通宵达旦的“年宵花市”。四季不断的花市，到此时达到一年的顶峰。“年卅晚，行花街，迎春花放满街排，朵朵红花鲜，朵朵黄花大，千朵万朵睇唔晒（‘睇唔晒’为粤语看不完的意思）……”从此，广州人有了一个习惯：行过花街才算过年。数里长街，吐艳争芳，人潮涌动，市民们全家出游，选购寓意吉祥的年花，场面极为壮观。桃花、金橘、水仙并称“年宵三件头”，至今不替。“行花街”成了广府文化、岭南文化的标志性民俗活动，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明代，北京成为都城后，也开始了“百户千家花如锦”的花市之盛，并在清代形成高峰。
（据《北京日报》,文：王新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