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葡萄酒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是舶来品。德国汉学家柯彼德沿着“史前葡萄酒之路”，寻访了从欧洲、中亚到东方的葡萄酒产地，尤其在中国，他从古代典籍、考古发现，重新梳理相关历史。他的新作《琥珀光与骊珠：中国葡萄酒史》提出，中国早在9000年前就利用野生葡萄酿酒。可见，葡萄酒并非单一起源于西方，而是在亚欧大陆有多个起源地，从史前时代就开始传播和交流。中国葡萄酒史，也是一部文明交流史。
酒精饮料产自中国
今天学术界已取得共识：通过野果自然发酵获得的酒精饮料，要远早于粮食酒，即葡萄酒先于啤酒发明。这是因为，葡萄的果实天然富含发酵所需要的酿酒酵母，在合适的温度下，葡萄果肉中的糖分能迅速发酵，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并且当酒精度达到5度时，能够杀灭其他酵母菌和细菌群。
葡萄是地球上最古老与分支最丰富的植物之一，至今仍广泛生长于北美和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在中国境内，在第三纪时就已经存在至少40种野生葡萄，占全世界野生葡萄品种的一半多，其中大约30种是中国独有的。
2004年末，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精饮料，轰动了全世界。中美联合团队在化学考古学家、酒类专家麦戈文的带领下，运用色谱法、质谱分析、红外光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手段，提取9000年前陶器碎片上的有机物残留，并对其进行了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有机物残留，来自一种使用大米、蜂蜜和野果发酵制成的酒精饮料。
麦戈文团队的这一发现，不仅彻底推翻了“中国人在公元前6世纪才开始酿酒”的传统看法，也颠覆了另一“常识”：葡萄酒文化起源于近东，后来传播到欧洲、亚洲和北非。
贾湖遗址周边地区温暖的湿地，保证了持续数千年的充足食物供应。《琥珀光与骊珠》关注的重点是贾湖遗址中出土的110粒炭化葡萄籽，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中国其他史前遗址。柯彼德直言，酿造贾湖酿酒的野果只有两种可能：山楂或葡萄，但在贾湖遗址中并没有发现山楂的痕迹。而大量炭化葡萄籽的发现可以表明，不管是直接食用还是用于酿酒，葡萄都在贾湖先民的饮食中扮演着非同一般的角色。麦戈文的观点更为直接，他根据对贾湖陶器表面“鸡尾酒”残留物所做的生物分子鉴定，认为“已经彻底排除了葡萄以外的果类作为发酵原料的可能性”。
《琥珀光与骊珠》指出，从全球视角来看，贾湖遗址具有独一无二的代表性意义：一方面是它象征人类发酵文化起始阶段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其对于人类进化史和文明史的重要性——酒精发酵的发现和利用与最早的魔法、巫术仪式、宗教活动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文化创造都密切相关。
海岱发现的新线索
比较遗憾的是，中原地区的酒类发酵史，从贾湖遗址到商代，存在着长达6000年的断层，这使得学术界存在许多争议。
而在柯彼德看来，山东的陵阳河遗址、两城镇遗址，可以为填补这段空白提供线索。
陵阳河遗址比两城镇遗址年代略早，位于莒县境内。1957年，遗址因洪水冲刷暴露于地表而被偶然发现。这里发掘出的史前聚落，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不过也具备了一些龙山文化的特征。陵阳河遗址中的两处墓葬，各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陶制酿酒器，包括滤器、漏斗、瓮、献祭器皿、盆和盏等，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全套的酿酒器皿。
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的两城镇遗址，是东亚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龙山文化史前聚落，由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在1934年发现，近三十年来，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此持续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
除了玉石首饰外，两城镇遗址最独特也最具代表性的发现当数蛋壳黑陶。这些器皿基本发现于墓葬中，表面乌黑发亮，胎薄如蛋壳，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黑陶高柄酒杯，其制作之精美、外形之优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时。毫无疑问，这些高柄酒杯可以证明四五千年前两城镇先民的精英阶层中，已经流行着一种高度发展的饮酒文化。
1999年至2001年，麦戈文接受委托，对两城镇遗址出自不同陶器的27个酒精饮料残留物样本进行了化学分析。这些陶器均属于龙山文化中期，同类陶器共出土200余件。麦戈文鉴定出一种与“贾湖酒”极为相似的混合型酒精饮料，它以大米、蜂蜜和野果制成，用于随葬和祭祀，也是生活中的享受品。鉴于其中酒石酸和酒石酸氢钾的含量很高，他认为酿造原料中的野果很可能是葡萄。这一推测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山东至今仍拥有至少十个野生葡萄品种，是中国葡萄原产地之一。
汉朝之前已有葡萄酒
中国最早的葡萄酒文献证据，只能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初期。据说，张骞从大宛出使西域时，带回了葡萄苗或葡萄核，并奉诏在长安皇宫附近大规模种植，葡萄由此传遍中国中部地区。如今河北宣化境内古老的葡萄园，据传就与张骞有关。在那里，几百年树龄的葡萄藤，缠绕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型漏斗状棚架上生长。另有记载，大宛的酿酒师甚至被招募到长安传授酿酒技术。
不过，考古发现带来了不一样的认知。已知中国最古老的葡萄藤和葡萄籽遗存，分别发现于2003年出土的洋海墓和邻近的苏贝希墓。这两处墓葬群都位于吐鲁番盆地北部边缘的火焰山脚下。洋海墓葡萄藤长1.15米，分为多节。根据研究，这应该是一种结有粉红色圆形果实的葡萄。此外还发现了数件陶制葡萄藤工艺品、葡萄藤图案的纺织品，以及一件边缘带有葡萄图案的木制器皿，这件器皿的用途显然和葡萄酒有关。
《琥珀光与骊珠》认为，这些发现明显可以反驳张骞于公元前2世纪从大宛引进并首次栽培葡萄的传统说法，同时也证明早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前，西域地区就已经存在葡萄栽培，所以不能将其追溯为受希腊的影响。该书同时分析指出，吐鲁番地区先进葡萄酒技术的发端，无疑远早于汉代，当然，其源头仍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丝绸之路开通，不同文明之间资源、技术交流加速，中国的葡萄酒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部葡萄酒史，是文化发展史，也是文明交流史。（据《齐鲁晚报》，文：明生）